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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三点，关于元初法司的面貌，或许已可知其大概。在省部，法司大约不是个别地隶属于刑、户等各部之下，而很可能如同金代的左三部（吏、户、礼部）检法司和右三部（兵、刑、工部）检法司，分别隶属于左三部和右三部。宪台、宣抚使司等亦各置法司。诸行省、路府、诸道提刑按察司等，初期似皆置检法之职[111]，惟其是否亦可以法司称之，史无明征。由于法司、检法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检拟金泰和律令等条款[112]，所以至元八年以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后见于文献的，只有御史台的检法官，它直到至元十九年才被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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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元初的法律公文书，实际是在下述含义上使用“法司”一词的：它是负责掌管和检拟有关法律条文的专门人员或其机构。这就是法司一词的第二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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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的名称有此含义，亦非自元朝始。在两宋官制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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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在三省制敕库房、谏院、吏部尚书左右选、御史台等处的属吏中，都有以法司见称的专职人员；在吏部尚书右选、大理寺左断刑等处的诸案房中，又都有以法司见称的文书机构。制敕库房的职掌是编录并检核敕令格式等法令文书。凡“应合立定刑名及断罪约束文字，欲于检正处拟定，请参政笔送制敕库，令法司检条，参酌拟定，呈宰相请笔”[113]。此系为人吏之法司。又绍兴四年（1134年）吏部侍郎胡交修上奏：“近降细务指挥内一项：‘六曹长贰，以其事治有条者，以条决之；无条者，以例决之；无条、例，酌情裁决。’盖欲省减朝廷庶务，责之六曹也。令（按当作今）欲乞令本部七司各置例册，法司专掌诸案。具今日以来应干敕札、批状、指挥，可以为例者，限十日尽数关报法司，编上例册，今后可以为例。事限一日，关法司钞上。庶几少防人吏隐匿之敝”[114]。此系为机构之法司。以上两例证明，法司无论是作为人吏或者机构的称谓，其编录及检具条令的基本责职，都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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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之上述职能，与掌供检用条法与检详法律文字之检法一职，有某种相通之处。因而尽管宋代的法司与检法各有所指，但吏部尚书左选十二案中有检法而无法司，其右选十案中则有法司而无检法，大理寺左断刑置法司而不设检法案，其右治狱则置检法案而不设法司。在属于同一机关的案房系统中，法司与检法例不重出，似亦有助于说明二者内涵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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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的检法官，应与宋、金官制中的同名官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官僚机构的调整更动，宋代中央各衙门中被称为法司的那些案房及司吏人员，在元代俱已不复存在。所以，法司这个名目，才有可能被移用于某些部门的检法官或其专门机构。从元初制度多承金制推想起来，金代的检法官或即已有法司的别称，可惜关于这一点找不到直接的史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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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初的法司，目前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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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协助府州官司执行地方一级裁判权力的专门机构之一——司法参军衙门，亦名法司。它的职能，也是针对业已鞫清的案情，“检具条令”，拟刑待决。尽管地方一级刑名狱讼的最高裁判权属于知州或府尹，但其定断往往取决于法司检出的法律条文本身，所以“狱司（即推司，指司理参军衙门）推鞫，法司检断”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115]。很可能在南宋后期，法司一词也被用以统称地方上专管刑狱的官员。故元灭南宋之后，沿用宋代的习称，把推官叫作法司[116]。不过，元代设立推官专治刑狱，事在至元后期[117]。因此，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断定，无论如何，作为推官俗称的法司，与出现在至元八年以前断例中的法司，全然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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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本文原载《元史论集》第3辑（北京，1986年）。当时我认为，王恽所言《中统权宜条理诏》之颁降，未必表明“权宜条理”本身亦已颁布施行。但这样一来，关于《元典章》载录的“五刑训义”究竟发布于何时的问题，反而变得难以落实了。在《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一文里，我已对此一推断作了修正。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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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唐律疏议》卷6；《宋刑统》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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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典章》卷18，“汉儿人不得接续”引“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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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于泰和诸法典今已全部佚失，这一类“旧例”成了关于金代法制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参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篇》，东京，1959年版，页459。仁井田陞等人曾计划进一步搜检诸书，将散见的金代律令加以裒辑编次，以部分地复原泰和法典。其后，台湾学者叶潜昭在他的《金律之研究》一书中，发表了由他完成的泰和律辑佚工作。见小林高四郎：《关于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问题》，《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历史篇》，东京，1977年。关于“旧例”对于研究元代法制史的意义，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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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景祁：《赵仲墓志》，《山右石刻丛编》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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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学者认为，蒙古对北中国统治的确立，在1215年或1217年之后，此处仅指其大致年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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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姚燧：《高泽坟道碑》，《牧庵集》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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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宗之八年丙申（1236年），州县守令上皆置监。”见姚燧：《谭澄神道碑》，《牧庵集》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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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蒙古灭金后，在中原汉地“析天下为十道，沿金旧制，画界保之”，企图加强对世侯的控制，在北方引起一场政治斗争。见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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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岁辛亥（1251年），朝议吏（厘？）定官制，州郡武职多见易置”。见刘敬立：《王氏世德碑》，《山右石刻丛编》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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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关于藏亡法，可参见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26；刘因：《段直神道碑》，《静修集》卷16。这个法令，当源于成吉思汗的札撒：“凡发现逃亡之奴隶及战俘而不将其送回主人者处死”，“凡未经主人许可而将衣食给予战俘者处死”。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各部习惯法》，英译本，哈尔滨，1929年，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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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元典章》卷22，“恢办课程条画”。条画颁于中统二年（1261年）。但其部分内容属于“今因旧制，再立明条”。另据《经世大典序录·五刑》，亦可知对私盐等罪的科刑，确系沿用“建元以前”的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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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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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蒙古人屠宰牲畜严禁抹喉，而是将牲畜四肢缚住后，把手伸进被剖开的牲畜胸腹，按住它的心脏，直到它死去。这样的屠宰法，使牲畜的血仍有相当部分可以保留在躯体内。又，蒙古人在处死宗族成员或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时，常采取“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似乎以为这样做将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某种好处。上述颇为特殊的屠宰法应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相类似的出发点，大概被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蒙古统治者用严厉的手段强制推行这种屠宰法，同样是出于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因为牲畜正是游牧民最主要的财富。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页57；《元典章》卷57，《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元朝秘史》第210节；《鲁卜鲁克行纪》，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00年，页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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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以札撒为代表的蒙古法与中原汉地长期实行的传统刑法颇不相同。蒙古札鲁忽赤以蒙古法治汉地，也是造成汉地刑制混乱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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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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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魏初：《梁瑛神道碑》，《青崖集》卷5；杨奂：《汪世显神道碑》，《还山遗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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