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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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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蒙古人屠宰牲畜严禁抹喉，而是将牲畜四肢缚住后，把手伸进被剖开的牲畜胸腹，按住它的心脏，直到它死去。这样的屠宰法，使牲畜的血仍有相当部分可以保留在躯体内。又，蒙古人在处死宗族成员或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时，常采取“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似乎以为这样做将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某种好处。上述颇为特殊的屠宰法应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相类似的出发点，大概被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蒙古统治者用严厉的手段强制推行这种屠宰法，同样是出于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因为牲畜正是游牧民最主要的财富。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页57；《元典章》卷57，《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元朝秘史》第210节；《鲁卜鲁克行纪》，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00年，页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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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元史》卷125，《布鲁海牙传》。以札撒为代表的蒙古法与中原汉地长期实行的传统刑法颇不相同。蒙古札鲁忽赤以蒙古法治汉地，也是造成汉地刑制混乱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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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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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魏初：《梁瑛神道碑》，《青崖集》卷5；杨奂：《汪世显神道碑》，《还山遗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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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李谦《宋子贞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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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祗遹：《送冯寿卿之官无极令序》，《紫山大全集》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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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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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元史》卷158，《姚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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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因：《寇靖墓表》，《静修集》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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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恽：《荆祐墓碣铭》，《秋涧文集》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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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元明善：《董文直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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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旭：《康玉墓碑铭》，《兰轩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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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胡祗遹：《蒙古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15。这件史料提到“元戎察罕知公廉明宽仁，每遇诸路解送死囚，即委公审问”。可知对死囚的复审制度，在蒙古国时期亦已部分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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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元史》卷102，《刑法志》一。中统后，对《泰和律》的量刑标准已实行折抵制度，绝对谈不上什么“颇伤严刻”。因而这段话只能被理解为是指的中统以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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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恽：《论重刑决不待时状》引，《秋涧文集》卷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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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文集》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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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这个数字指各地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处死的人数，不包括皇帝直接下令诛杀的大臣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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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元史》卷4，《世祖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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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见《中堂事记》下，《秋涧文集》卷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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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史》卷45，《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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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刑统赋解》下引《泰和律义·名例》。作为本刑的徒刑，若家无兼丁，可以折杖准徒；而以徒代流本身即“是矜宥也”，所以即使“无兼丁供给粮饭”，也不能再“准徒加杖”。可见二者还略有区别。权宜条理若正式取消流刑，则上述区别才可以说最后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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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魏初：《青崖集》卷4，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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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见安部健夫：《关于元史刑法志与元律的关系问题》，《东方学报》第2册（1931年）；植松正：《关于元初法制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40卷1期（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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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引徐世隆：《宋子贞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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