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31221
一
1703131222
1703131223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越二日，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废前行政中枢尚书省，旋即对几乎所有尚书省宰执或诛或流[1]。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
1703131224
1703131225
武仁授受是中元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在忽必烈奠定立国规模以后，成宗、武宗两朝奉行“惟和”政治十七年。到仁宗执政，元廷明确地把遵用儒术提升为“从新拯治”的重心；皇庆、延祐年间因而以元朝的“儒治”时期而著称于世。元末士人回忆起1310年代，或曰“我朝重儒，于斯为盛”，或曰“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2]。这在当时应是很普遍的看法。
1703131226
1703131227
元成宗向来被认为是恪守忽必烈遗规的君主。诚然，祖孙两朝间的政治延续性至为鲜明，以至人们常以“至元、大德之政”相并称。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忽必烈在世时，元朝制度体系与基本政策中的汉法与蒙古—回回法成分，始终是在相互制约的张力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的驾驭，不仅取决于其制度结构及各种硬性、机械的政策指令本身，同时也需要凭藉大汗个人的权威与政治手腕。成宗可以继承乃祖“成宪”，却无法通过世袭来获取忽必烈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个人感召力和实际政治经验。他只有转向自己更熟悉的草原政治的资源，去寻求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基础的支持。成宗的“重简守成”，突出地以“惟和”为施政重心，不能不说用心深矣[3]。依据这一国策，元贞、大德间，元廷对外停止了忽必烈后期连年的征伐，但是内政却演成姑息种人、臣下，“绳吏法宽”，恤民有不足而“吏弊连根株”的局面[4]。
1703131228
1703131229
到武宗执政时，“惟和”政治在“溥从宽大”的标榜下继续盛行[5]。“宽大”的对象，实际只是贵族、近幸和高级官僚。他即位初重赏朝会诸王勋戚，给者未及半而府库为虚。此后请赏者仍相踵不绝。财用不支，以滥封作补偿。世祖时封一字王之制甚严，成宗尝稍破其例，至是则新受晋封者多达十五六人，且大多为疏族、甚至驸马。省、院、台大臣员额也比前朝大增。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选法的败坏必然与吏治紊乱并存。《元史·武宗纪》反复载录朝臣对政事废弛的尖锐议论。甚至朝廷制命，也“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中秘机要外泄不绝，“诏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颂之”[6]。
1703131230
1703131231
经济方面，自大德六年（1302年）以往物价的暴涨，到武宗继位后两年多仍未止息。至元钞的贬值似已积重难返[7]。至大二年秋，武宗决意专任尚书省理财。九月颁“至大银钞”，承认至元钞贬值一倍半，中统钞则因面额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而停用。不久又发行铜钱，并许历代铜钱相参行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尚书省的其他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海运粮数量以稳定京畿粮价，提高盐引价格，对江南富户征取高收入税，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师米粟不足。这些作法，多与忽必烈时期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还要比那时来得温和。
1703131232
1703131233
现在看来，武宗朝的积弊，主要根子在“溥从宽大”的政纲。至于尚书省的理财方案，甚至还颇有可取[8]。但在元仁宗清算前代朝政时，尚书省却以“变乱旧章”的罪名遭致最严厉的谴责。这里面固然包含着权力斗争中的策略考虑。虽然如此，它还是突出地反映出武仁两朝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巨大反差。与“惟和”或者“溥从宽大”的主张相反，儒家学说多强调用强化君权、澄清吏治来整顿纲纪的废弛和宗戚的跋扈。另外，儒家学说强调节流而讳言开源，关注除弊而不喜兴利，认为“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9]。此种见解与尚书省以开辟财源、增加岁入为着眼点的各种措置，也正好针锋相向。由此可知，元仁宗要以儒治国，需要如何全面地修正在他之前十多年中元廷施政的基本出发点，故而又会承受何等的阻力和政治风险。
1703131234
1703131235
1703131236
1703131237
1703131239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1703131240
1703131241
仁宗执政前几年，确实表现出很大的魄力。诛杀武宗用臣一节，虽然另有不得已的隐情，但在当时却被看作拨乱反正的信号，在士人中颇得赞许[10]。他的即位诏称：“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11]。其措辞之严厉，与一般即位诏书为示恩天下而申明禁止的笼统口气相比，颇有不同。即位翌月，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行用。就这样，武宗以“溥从宽大”和理财富国为核心的诸多政策措施，在两三个月内被先后废止。仁宗初执国政，真有一点“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12]。
1703131242
1703131243
从至大末年到延祐二三年间，元政府推行儒治的一系列政令，主要围绕三个侧重点来制定实施：一是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加强皇权；二是按儒家的政治主张整顿选法、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三是检核田粮、甄别隐占，以求田税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相一致。至大四年七月重申，近臣擅自传旨，“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同年冬，诏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令所隶千户鞫问。皇庆二年（1313年）四月，改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旧制，以流官任之，诸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勿畀文阶。十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寻放宽到五品[13]。
1703131244
1703131245
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纂集现行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以便检索遵行。元朝立法行政，长期采纳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原则，以条格、断例等形式分别公布。各级行政部门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随着日积月累，为处置各类个案而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其中新旧相悖、冗杂重出，使官吏得以任情玩法、用谲行私。仁宗即位当月，曾诏命中书省“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斟酌重轻，折中归一，颁行天下”。这部法令大成的编纂，前后历六年，至延祐三年夏天，方始基本定稿。
1703131246
1703131247
自然，这时获得最广泛、最积极的社会反响的儒治措施，还是科举制度的恢复。自1210年代起，河北、山东即因被蒙古攻占而停科。从1230年代蒙古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考试在整个中原停废几达一世纪；江淮以南，宋亡后废科也已历时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其中除少数人出自几家汉人世侯后代，大多是蒙古、色目人。中下级官员，则都由吏员晋用，“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时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14]。中原传统的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养根基。所以随着政纪的衰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久弊，日渐成为汉人儒生乃至受儒学影响的蒙古、色目官员的时髦话题。仁宗要以儒治国，首先要拓开征用儒士的途径。至大四年七月，诏拔擢儒士出任国学、翰林等职时“勿限资级”，“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定制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蒙古色目人及汉人南人举子。考试科目有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表章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15]。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被立为考试标准。理学从此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16]。
1703131248
1703131249
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改变当初的官僚构成没有多少实际的功用。但是，由于鼎革科废而被压抑了大半生甚至几代人的广大士子，仍把延祐复科看作“文运将兴”的征兆。在他们的感觉天地里，世界似乎突然变得光亮起来，“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17]。元仁宗在后代的声望，差不多总是与延祐开科的盛典联系在一起。以“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而轰动天下的延祐二年首科会试[18]，把仁宗的儒治推到了最高潮。
1703131250
170313125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仁宗“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的同一个月里，江西爆发了反抗经理土田的蔡五九之乱。它标志着延祐年间的儒治自此走向退坡。大约从延祐二至三年之后，仁宗在执政前期曾显示过的那股锐气悄然消退。再也看不到有什么新政继续出台。原先颁定的政令，甚至还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驰马、功臣份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对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印等凡二十六颗。六年，对吏人出身的晋官限制完全取消。早已编成的制诏格例汇集，拖宕多年不克颁行，亦可见仁宗后期行政效率的低落。
1703131252
1703131253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时儒治的疲软呢？
1703131254
1703131255
1703131256
1703131257
1703131259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1703131260
1703131261
延祐初的儒治措施里，有一项直接遭遇民间的强烈反抗。这就是延祐经理。
1703131262
1703131263
元代中叶的土地关系，长期存在慢性危机。各地富户、诸王及寺观多隐占官、民田产，致使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百姓既受赋役不均之苦，政府的岁入也受到侵害。延祐经理的本意，是通过检核地方上田土占有的实况，理算租税数额，调整赋役负担。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分道南赴，实施经理。“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19]。河南的经理也差不多在同时开始。
1703131264
1703131265
由于地方上吏治的腐败，“经理考核多失其实”，“郡县并缘以厉民”[20]。“自实土田”于是在许多地方演变成收刮田产的暴政。有的地方发展到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这次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21]。故而不出半年，蔡五九就在宁都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又转战福建；至延祐二年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为平抑腾沸的怨情，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地税三年。延祐五年届及期满，先诏河南新括民田，依向例减半课税；已而又宣布罢征该省区新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也因民众反抗而免课新税。
1703131266
1703131267
仁宗素以“安百姓”自命。延祐经理因激起民变而连连受挫，无疑会在一时间损伤他的自信心。然而蔡五九局促于南方的骚动，尚不足牵动当日朝政的全局。导致儒治退潮的原因，应当还要复杂得多。
1703131268
1703131269
爱育黎拔力八达执国命伊始，曾用厉行镇压的手段把武宗时当权集团的核心人物一网打尽。这在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排除了一批宿敌。尽管如此，儒治仍然不可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形下推行。在成宗、武宗两朝受尽“惟和”政治之惠的权幸勋贵们，自然不甘于自己的既得利益随朝政的改变而受到损害。虽然他们已很难依靠本身的能量聚集起足够的影响力，却很快环绕在两个新近显贵起来的势要人物身边，组织成反对儒治的政治同盟。这两个新出现的势要人物，就是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
[
上一页 ]
[ :1.7031312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