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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围绕儒治问题反复较量的双方，都不只是抽象地代表了某种政治理念而活动着的角色符号，却是同时夹缠着各自活生生的私欲、情感体验或性格特征等等个人因素，一齐卷入当日纷争中去的。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很具体地影响到有关过程的各个细节；但对较长时段的演变趋势来说，它们又往往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仁宗必须向太后集团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念；英宗在反对派的两大头目死后仍夭折于危机的余波。在他们徇情退让或一意孤行的个人抉择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在支配着当时的形势发展：仅仅依靠儒治派所动员的儒家政治资源，尚不足以按其预期程度来改变当日制度体系及权力结构各部分之间的既有制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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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自1270年代后，始终以“大元”、“大蒙古国”的汉、蒙双重国号并用。列帝的纪年和庙号，也都是汉式、蒙古式两种规格并列行用[67]。怯薛不予官阶，而与宿卫亲军各司所守。这样两套符号体系长时期并行不衰，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大汗在他的蒙古同族中的角色，与他君临于汉族臣民的皇帝角色判然有别。大汗依草原旧制约束诸王、那颜的权威，远不如汉法中的专制君主那样大[68]元朝制度体系中“大汗—皇帝”的双重角色结构，使元政权与金、清等北族王朝相比，带有更多的贵族制色彩。尽管蒙古上层长期受汉文化影响而有“仁渐义摩”的可能性[69]，他们对专制君主官僚制的感知和接受仍很难与儒家传统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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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体现在儒治时期诸多政令里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用儒家的君臣名分去重新规范大汗和蒙古上层的相互关系。仁宗和英宗都没有亲劳鞍马的业绩，又不屑讲求“惟和”来加强自身及其政治主张的合法性与上层集团内部的认同感[70]。在这种情势下，儒家政治作为一种纯粹的外来资源，就很难在改塑蒙古内部关系方面取得多少实效。元仁宗因为别有所求，后来退到“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的立场，从而避免了政治上的大变故。英宗锐气过盛，终于把差不多全部“迤南诸王大臣”都逼到与自己相对立的一边。《元史·英宗纪》开列出一长串参与南坡之变的宗王及高级官僚名单。《元史·泰定纪》更明确地说，当日“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因此，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对“新政”的结局恐怕也不容有太多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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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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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宗朝在形式上中书、尚书二省并设，实际上政柄全归尚书省，“中书之署，仅同闲局”（虞集：《曾益初〈小轩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4）。爱育黎拔力八达本来要将尚书省臣“尽按诛之”。因杨朵儿只之谏，才“特诛其尤者”脱虎脱、三宝奴等五人，忙哥帖木儿杖流海南。见《元史》卷179，《杨朵儿只传》；卷24，《仁宗纪》一。又据《高丽史》卷34，《忠宣王世家》二，当时还有“平章迷里不花”，以“三宝奴之傥”，见流于高丽乌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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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圭斋集》卷9；危素：《桧亭集序》，《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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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惟和”一词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1。贺表说“惟和”的对象是“小民”和“下士”，当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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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祖常：《赵思恭神道碑》，《石田集》卷12；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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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溥从宽大”一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22，《武宗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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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8；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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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田直典：《元朝纸币的价值变动》，《元朝史的研究》，东京，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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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第3册，页347—366。扩大海运的收效至为显著，因为“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以铜钱与楮币相权行用也是可取之策，所以杨朵儿只曾以铜钱“未可遽废”谏仁宗（《元史》本传）。惟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相同品秩的官员原来可以获得的职田租额，且又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因而受到大部分官僚的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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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36。又《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其政见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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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尚书省诸臣中，最受人痛恨的似为三宝奴。当时人在诗歌里骂他“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见刘埙：《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5；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今为法藏寺》，《玉井樵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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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引，《中庵集》卷15。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见《国朝文类》卷9、《元典章》卷1、《元史》卷24。惟对附于诏文之后的“拯民急者”诸条画，诸书或略写或删削，未若刘敏中引述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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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语见《元史》卷176，《刘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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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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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11；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15；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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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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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达尔德斯：《征服者与儒家》（纽约，1973年），在崇尚词章、经义的东平学派和理学派之间，蒙古人所以更重视后者，是因为理学更直接地强调“其学说永恒不变的、并且大体上是很简明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也比较地没有种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见页33—34。关于理学为什么会在宋元时期发展成为儒学主流，还可以从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去加以考察。从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看，是禅宗“直指本心”的主张强烈地刺激儒家学说去寻求开发心性以实现自我提升的新途径。从文化史与社会变迁相互涵合的层面看，理学强调“为己之学”，是脱离世家大族背景的士人阶层最适宜的认同标识。见余英时：《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1987年；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社会的思想转换》，斯坦福，1992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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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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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孟：《初科知贡举》，《元诗选》二集乙集引《秋谷集》。首科蒙古状元护都沓儿，有1318年应仁宗之命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传世，见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丛刊甲种之18，台北，1981年，图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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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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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集》续集卷1；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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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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