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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复于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胁迫和世偕常侍府之云南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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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周王西行的行动，在当时人心目里，被非常确凿地与剥夺他的帝位继承权一事相联系。黄溍《柏帖木儿家传》写道：“明宗（按指和世）之西行也，兴圣诸臣定谋禁中。王（指柏帖木儿）默言于仁宗曰：‘兄弟揖让，古所罕见。既尽美于前矣。今议传次，倘先兄而后己，庶全圣德。于以正前人之绪，绝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时虽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鲠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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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离开大都前，发生了一件争夺世祖遗传的御铠的故事。据高丽文人李谷记延祐年间任元朝利器库使的同胞韩永事迹说：“时明宗即封于周。将行，请细甲于仁宗，上命给之。江浙省丞相答失蛮时为武备卿，抵寺欲取镇库者。公（按指韩永）曰：‘卿不闻乎，世祖赐以尚衣御铠，若曰以此镇武库。后世嗣圣，或乘戎辂者服之；否则秘藏，世以宝守。寺官相传，奉之惟谨’。卿曰：‘吾将取观耳，无他也’。及见，即持走。公大叫：‘卿违制’！奔及而手夺之，仅得觉牟。卿复来夺，公曰：‘我头可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无如之何，止以铠上王邸。后数月，仁宗命取是铠。主者以实对。上怒，置卿极刑”[37]。世祖的御铠，被争夺的双方看作“嗣圣”身份的标志。和世想夺走这件御铠，自然有明确的意图。这件事同时也表明，他在朝中不乏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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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出京前向仁宗陛辞。只是在柏帖木儿的一再劝谏下，方才获得“留燕饯而后行”的待遇[38]。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寻以内部不和退师，“盘桓屯难，草行露宿”，往投察合台后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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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兵变的余烬刚止熄，仁宗就急忙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延祐四年闰正月布告天下。他的心愿，现在算是了却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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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汉文记载，大多为仁宗讳，而把和世被迫离京、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的事归因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这件事确实需要由太后和铁木迭儿的强有力支持才能实现[40]。但是仁宗本人的态度，仍然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政治角色，从这时起就变得愈发混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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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趋于激烈。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名参劾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贿、亵职、占夺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41]。铁木迭儿走匿太后近侍家中。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但他暴怒之后，仍屈服于答己压力，仅将铁木迭儿罢相了事。一个月后，李孟虚挂的中书平章政事的职衔也被罢去。而铁木迭儿家居不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也难以真正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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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与其他元朝皇帝一样，性好饮酒[42]，也有点迷信[43]。被迫与太后集团的妥协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他似乎变得有些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公徐入。至，上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告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之走，独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无愧，朕亦信之’”[44]。仁宗对近臣的猜忌之心或属无据，但“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这个被焦虑所深刻折磨的蒙古皇帝发自内心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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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心态的发展，他在晚年颇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曾隶于他本人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甫逾月，复以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成的右卫率府隶东宫位下。八月、十一月，分别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告天下。年底，更命皇太子参决国政。大约在此前后，仁宗还向左右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45]他深恐硕德八剌在自己身后不能平稳地继承帝位，所以甚至想在生前就提早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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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六年一连串加强皇太子地位的措施，似乎表明仁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大数在即。次年正月，他果然离开了人世，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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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虽然死了，但是作为元代中叶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由他开始的“儒治”时期，还需要包括他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在位的四年才告一段落[46]。因此，本文还须对这后来的四年略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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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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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执政时，刚刚十八岁。他虽然接受过比较多的儒学教育，却是元代唯一的在登位前没有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想大有为于天下，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便以太皇太后之尊故伎重演，制出中宫，发表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对从前弹劾或反对过他的人“睚眦必报”。英宗登位时，仁宗留下来的“儒治”派中坚早已遭受了一番大清洗；幸免于难的人，也都箝口摇手，不敢再多说话。答己和铁木迭儿又把一批私党从外省调进中书省。与仁宗临朝之初的政治气候相比，英宗面临的局势还要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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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宗本人对这一点好像不很在乎，惟急于逞快一时。登极伊始，他就重新规定吏员秩止从七品，命京师势家与民同役，课郡县回回户包银；还有一大批官署被压低品秩，甚至被撤罢。他与答己的关系也很快显露出紧张的端倪。延祐七年三月，即位典礼后第二天，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英宗即毅然见于色”。答己见状，马上就后悔拥立他为皇帝[47]。五月，答己的“嬖幸”亦列失八（桑哥党羽要束木妻）与私党失列门、黑驴（亦列失八子）以及刚被罢职的左丞相阿散等人谋废帝另立案发。英宗意识到此事应与太皇太后有涉，遂不待鞫状而悉诛之。两个月以后，他将可能被答己用来取代自己的皇弟，即安王兀都不花降封为顺阳王。不久又为彻底断绝后患，竟不惜骨肉相残，处死了兀都不花。之后整整两年，英宗受困于政出多门的窘境，差不多注定要与从前那些被太后临朝或权臣柄国所钳制的青年皇帝一样无可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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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恰巧就在此时突然出现：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间，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死去。英宗顿时如释重负。至治“新政”于是挟风行雷厉之势推展开来。延祐年间后劲不足的“儒治”，一时间呈现出再度振作的乐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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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新政维持还不到一年，就以英宗被自己的亲信大臣弑杀而中断。这个蒙古皇帝，被儒家文人们说成“兆民至今而永怀”的明君[48]。马祖常在元末鉴赏英宗御墨，依然不胜惆怅地慨叹：“河汉昭回光气在，凄凉空抱小臣弓”[49]。而在当时的蒙古上层集团里，除了丞相拜住的“孤忠”，他却几乎落到“孑然宫中”的地步[50]。真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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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至治期间这一番起伏陡然的波折，已经有学者从元廷中主张汉法和坚持蒙古—回回法的两大派政治势力之间对立冲突的角度作过很精彩的论述[51]。本文要补充的是，从事态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英宗的失败与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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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皇帝都更热衷于表现天子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52]；“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人见”[53]。在“威严若神”的表象下处处受制于人，又反过来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所以当日朝中“大臣动遭谴责”[54]。对诸王及其所部的赏赍岁给，也以国用不足为由而一度停颁。这种情况，与草原大汗和他的“伴当”、“倚纳”之间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相互关系差别极远，尤其使他的同族感觉疏远和隔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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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经常酗酒，甚至乘醉杀人。宫廷艺人史骡儿，“至治间蒙上爱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56]。延祐七年，以台臣谏修寿安山佛寺，杀二人、远徙二人，造成轰动朝野的“至治四御史”之冤[57]。很可能这也是他在狂怒不克自已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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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的尚佛在英宗朝亦有所发展。延祐七年十一月，即位未满一年的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是为全国范围大规模营建帝师寺之始[58]。次年五月“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这件事更明显带有公开压制回回人的政治色彩。英宗朝一再颁布的罢建寺之费一类诏令，实际上首先就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当时社会已出现“民劳役巨”的迹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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