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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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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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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当时铁木迭儿以私怨杀大臣，多以“便服迎诏”、“不敬”等以为口实，自然是在有意投合英宗脆弱的自尊心理。元与高丽的关系这时颇有波折，似乎亦与英宗偏执自大的个性有关。已退位闲居于大都的高丽忠宣王，结怨于高丽族出身的仁宗宦官伯颜秃古思。后者乘英宗新临朝，“厚八［里］吉思，百计诬谮。英宗不之察，以学佛为名窜之吐蕃”。高丽在位国王也为其从兄所谮，被拘收国王印，留朝三年不予遣返。谗诉中最有效力的一条，是王尝手裂天子敕书。可见罔上不敬，确实最能挑起英宗的心火。见《高丽史》卷91，《沈王暠传》；李齐贤：《高丽忠宪王世家》，《益斋乱稿》卷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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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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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吴正传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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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吴澄《杭州路帝师殿碑》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见《吴文正公集》卷26。是则诏令最早颁布于仁宗朝。据李齐贤：《高丽忠宪王世家》，此议起于延祐初一个“鲜卑僧”（当指西夏僧人）的建言。惟元人中亦有将此事系于英宗的。可以认为，大规模地在各地修帝师殿、寺，实始于英宗朝。见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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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吴正传集》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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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史》卷27，《英宗纪》一。补记：本文写作时，我只检阅了斯坦英嘎斯的《波英字典》，所以当时关于“打里牙”的知识仅此而已。近检R．P．Matthee著：《追寻愉悦：1500—1900年间伊朗毒品和兴奋剂的历史》（普里斯顿，2005年），乃知打里牙（希腊语作theriak）在当日既译言解毒蛇药，同时也确有可能被当作解忧的毒品使用。它在《回回药方》里著录为“答儿牙吉”，指“专治毒蛇所伤、风（按，同“疯”字）狗咬伤”的药。《追寻愉悦》转述了爱尔森在《蒙古时代欧亚地区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对《元史·英宗纪》内这条史料的引用（按、这条补记写于作者将此文编入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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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元史》卷175，《张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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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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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按八里吉思之名见于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此名在《元史·英宗纪》里多误写作八思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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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铁失传》。其所据，为许有壬《恶党论罪疏》。疏中说：“如帖实（按即铁失）者，身为台端，兼领数职；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指英宗）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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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元史》卷175，《张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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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即在地方上划出一部分田亩，以其岁入作为应役人户的补贴。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有的史料说助役田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乎太高，不很可信。见《元史》卷185，《干文传传》；郑元祐：《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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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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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Endicott-West：《论元代君权》，《哈佛亚洲研究集刊》46·2（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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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语见前引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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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英宗时诸王中的受封人数大大少于仁宗朝，也是他对宗戚刻薄少恩的一个例证。见野口周一：《元后期王号授与考》，《史学》卷56（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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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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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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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最早起源于宋代北方。随着宋政权的南徒，它也流传到南方，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而在金统治下的北方，似乎反而湮没无闻了。1235年，蒙古在攻宋战争中俘获宋儒赵复，携之北归。一般认为，理学在北方重新流传，即始自赵复北上。郝经曾经对赵复说：“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1]。《元史》更截然断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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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说赵复以前北方对程朱理学懵然未知，并不符合史实[3]。但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又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恰好可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本文准备阐述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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