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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举两个例子。金宣宗时，陈奕随从兄安平在军中。安平辟太原王渥为经历，奕得师友之。“仲泽（王渥字）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陈奕是蒙金战争中金军仅胜之役即大昌原之战的前锋，以小字陈和尚知名。1232年钧州陷，奕诣蒙古军牙帐，大骂不止，受刑而死。时人有“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之许[13]。他以身殉职，真正实行了所谓“践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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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治今山东济宁）人徐之纲，金末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1238年，蒙古政权在北方举行戊戌选试，徐之纲“以明经选益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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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1235年以前，流传在北方的理学，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同时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传。但是，即使在北宋，周程学说“废弃于绍圣（1094—1098年）、禁锢于崇宁（1102—1106年）”[15]，屡遭贬斥，远远没有取得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至金源代宋，它在中原故土的流风遗俗对传统儒学的影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当时人自己说，“举业移素习”[16]。金朝继承唐、宋旧制，主要以诗赋、明经科士。因此士风所尚，还是汉代以来传统经学的注疏记诵，“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17]；更多的人则潜心于词章声律。在对理学略知一二的少数士人中间，大部分仍对它抱怀疑态度[18]。一些人奇其“学问超诣”，然而未必皆信从之。能有机会接触理学，而且肯弃去科试程文之业转而信奉它的，只能是其中很少数的人们。因此，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个别地区，它没有合适的传授环境，更谈不上建立后来那种明确的师承授受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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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较有社会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阶层中，理学亦招来相当的反对。在他们中间，“三教同源”的观点十分流行，佛学影响尤其明显。禅宗高僧万松长老几乎成了北方的文士领袖。耶律楚材曾宣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19]。这本来应当是使他们能与程朱理学互相贯通的便利思想基础。然而奇怪的是，即使其中对伊洛之学较为温和的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态度也始终颇为保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理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程朱对释氏逃避君臣父子之教、伦理纲常约束的批判引起了出入于儒、释二门之间的北方士大夫的嫉恨。《佛祖历代通载》说，《鸣道集》“起斗之诤端”。从它摘录的《鸣道集说》片段来看，李屏山主要是反驳理学家们对释教的攻击，并进而指责他们剽窃佛老，又“幡然为反噬之说”[20]。他特别崇尚释氏，以为“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主张从佛学中寻求儒家学说的精微之意。这种过激观点，遭到儒士们的反对，但是他对理学的批评却引起不少人的赞同和共鸣。李屏山被时人目为“当世龙门”[21]、“中原豪杰”[22]。他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既影响了一代士风，同时也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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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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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年，宋城德安（今湖北安陆）被阔出太子率领的蒙古军攻陷，全城惨遭屠戮。当时随杨惟中在阔出军前供职的姚枢，从俘虏中救出宋儒赵复。不久，杨惟中就把赵复等名士连同缴获的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建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右”[23]。“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乃撰其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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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游学北方，确实是北方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理学第一次在故金知识分子麇集的燕京获得了公开讲授的半官方论坛。他在河北，“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25]。这种声势还是前所未闻的。从此，它在北方亦树幡立帜，采取了与旧的词赋、传注学派相抗衡的姿态，并且在这种抗衡中逐渐发展起来。这个阶段，从1235年开始，其下限可以大致定在1276年。其间，理学的发展状况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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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学开始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师承授受体系，并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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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没有接触理学之前，其学问在河朔大名一带已有一定的声望。1242年，他从姚枢那儿得到赵复传授的程朱著述，读后大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26]遂尽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而以倡明理学为己任，从此声名益著。赵复—许衡系统，后来成为北方理学的大宗。元朝国子监就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许衡而外，另一个有影响的理学家是刘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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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学不仅在下一代“新鲜”的士人中竭力争取信徒，而且其影响也扩展到保守宋金遗风传统的知识圈内，包括其上层。这里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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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庵与颙轩论事。颙轩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鹿庵大为不然。徒单公曰：“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鹿庵默然，一座大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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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庵先生王磐是金末硕学之一。但他终于转而信从性理之学，所以晚年曾慨叹“平生力学，不知圣道之所在”，对许衡表示十分敬重[29]。录下这段趣闻的王恽，看来也在某种程度上从金宋故习倒向了理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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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仍然应当承认，从整个北方学术界的形势看来，理学在当时还远远没有被士人阶层普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宋金以来的旧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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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上许衡书说：“国家自有天下六十余年，文风不振，士气卑陋。学者不过踵雕虫之旧尔。间有一二留心于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之地者，众且群咻而聚笑之，以为狂为怪为妄，而且以为背时枯槁无能之人也。……正道不明，士习乖僻，以至于斯，可为叹矣”[30]！此信写于许衡由中书左丞改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时，是即1271年前后。大概因为怀才不遇，这封信满纸牢骚，可能有过甚其辞的地方。但是他说理学之士处境孤立，则基本是事实。有许多同时代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例如苏天爵曾经说到，“乡闾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他在追述中统、至元间的情况时同样写道：“当是时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公厌薄之，专明经训，人或以为迂，公弗渝也”[31]。事实上，当初不但有“自以文章为得计，而谓不害兼通乎道学者”，而且还有“自以为真得圣贤之意，而谓朱子解经流于诐淫邪遁异端之说，惑世误民而不自知，著为成书以辨之者”。尤其是后一种人，使道学家们深为忧虑，但又无可奈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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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观点看来，理学取代旧的传注之学是历史的必然。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有严格的师承、家法，各学派都固守师说，不敢相违，只能在前人划定的规矩中敷演附会。经有传，经传有注有疏，注疏之上又有注疏，代相授受，结果“圣经一言而训释百言、千万言”，皓首一经，“愈博而愈不知其要”[33]。这种繁琐的训诂传疏、博士章句虽然传袭一千多年，实际上早已导致了儒学的中衰。唐宋科士，看重以诗赋入选的进士，轻待以经义得第的明经，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以破碎经文为务的汉代经学，因为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在学术上已面临绝路。程朱理学摒弃汉儒传注，主张直接从经典的原文中去领略先儒的本意。所以他们声称自己直溯孔孟，接续了自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这无疑是一种革新精神。理学就是以这种革新精神为指导，融会了佛、道哲学中的养分，从旧儒学体系中演化出来的新学说。比较而言，它无疑要比传统的儒学具有强大得多的生命力。但是，它要在旧学说虽然已经衰微，却仍拥有大批支持、信奉者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还需要经过一定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它暂时还处于比较弱小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来说，这一点也有其特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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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年金室南徙后，流离失散的儒生纷纷投靠华北各地的大小汉人世侯。金源士风得以在这些世侯领地内延续下来。世侯中最著名的是东平严实。史称他“披荆剪芜，扶植儒学，作成逢掖。率能敷帝文庭，风动八表。郓之得人，号称至盛”[34]。时人甚至有“衣冠礼乐，尽在是矣”之许[35]。东平的学风完全是旧金遗留的诗赋、经术之学。忽必烈开府漠南乃至君临中原之后，这些亡金士人又通过世侯荟萃于朝廷。元初翰林院基本上掌握在东平派出身的文人手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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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达尔德斯曾经认为，元政府对理学派的支持从一开始就甚于东平学派[37]。这个观点尚值得推敲。如果说东平派和许衡等人在学术风气方面确实有不少差异，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大致相同。自从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直到他基本上奠定元王朝立国规模的近二十年间，他重用儒术的基本着眼点与后来有所不同。这时候，他的主要目标是以中原为“国之根本”[38]，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立法度、定纪纲，在汉地确立一个新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大一统王朝。理学中固然包含了中原王朝的官僚政治体系从长期的多样性经验中所产生的既存传统，然而这绝不是它所特有的东西[39]。忽必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需要、事实上也没有独尊理学。当然，他深恨儒生“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日为诗赋空文”。但是，东平派并不意味着只会吟诗作对，其中也有出色的政治家如宋子贞、刘肃、李昶，当然更不乏定朝仪、立制度的人材。其次，对于同样“治经讲孔孟之道”的传注之学与理学的区别，忽必烈也许从来不曾弄清楚过[40]。这种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而超越学派观点的用人方针，使许多在学术上沿袭金源遗风的士大夫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维持旧学术传统的优势。尤其不应该忘记，当时的学术中心翰林院恰恰是掌握在东平学派手中的。如果说个别人物可能转变他的立场，那么新学说要通过论辩来说服整个一代保守的学者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自然代谢解决问题：等待他们带着根深蒂固的旧传统走进自己的坟墓。自元灭宋算起，理学与传统旧学相对峙的阶段，大体继续延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也许不是偶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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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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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方面的理由，使我们考虑把金末元初北方理学发展第二阶段的下限定在12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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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南方盛行朱氏之学，大致已经三十多年了[41]。南北阻隔一旦打通，程朱著述大批流入北方。用当时人的话说，“其书捆载以来”[42]，传统的北方士风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北方理学由此获得极好的发展契机。至元、大德年间的北方，“［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乡之士，例皆讲读，全谓精诣理极，不可加尚”[43]。这显然成一种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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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从至元中后叶开始，元王朝采纳和利用儒家学说的注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大致适应统治汉地需要的元朝国家规模及各种典章制度基本奠定以后，忽必烈开始从政治上疏远儒士。这部分地是由于种族防范的心理因素，此外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元王朝宫室廪禄、宗藩岁赐、连年征战所需要的浩大开支，从开国之初就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新政未孚，聚敛刻薄之说得行”[44]。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学说企图以“仁政”思想约束统治者自身的过度行为。但是，“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45]，并且反而以“不识事机”遭致忽必烈的冷遇[46]。在选用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级行政官员时，元政府宁肯大批晋用出身掾史、长于聚敛掊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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