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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史》卷27,《英宗纪》一。补记:本文写作时,我只检阅了斯坦英嘎斯的《波英字典》,所以当时关于“打里牙”的知识仅此而已。近检R.P.Matthee著:《追寻愉悦:1500—1900年间伊朗毒品和兴奋剂的历史》(普里斯顿,2005年),乃知打里牙(希腊语作theriak)在当日既译言解毒蛇药,同时也确有可能被当作解忧的毒品使用。它在《回回药方》里著录为“答儿牙吉”,指“专治毒蛇所伤、风(按,同“疯”字)狗咬伤”的药。《追寻愉悦》转述了爱尔森在《蒙古时代欧亚地区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对《元史·英宗纪》内这条史料的引用(按、这条补记写于作者将此文编入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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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元史》卷175,《张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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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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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按八里吉思之名见于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此名在《元史·英宗纪》里多误写作八思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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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铁失传》。其所据,为许有壬《恶党论罪疏》。疏中说:“如帖实(按即铁失)者,身为台端,兼领数职;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指英宗)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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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元史》卷175,《张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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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即在地方上划出一部分田亩,以其岁入作为应役人户的补贴。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有的史料说助役田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乎太高,不很可信。见《元史》卷185,《干文传传》;郑元祐:《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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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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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Endicott-West:《论元代君权》,《哈佛亚洲研究集刊》46·2(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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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语见前引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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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英宗时诸王中的受封人数大大少于仁宗朝,也是他对宗戚刻薄少恩的一个例证。见野口周一:《元后期王号授与考》,《史学》卷56(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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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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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最早起源于宋代北方。随着宋政权的南徒,它也流传到南方,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而在金统治下的北方,似乎反而湮没无闻了。1235年,蒙古在攻宋战争中俘获宋儒赵复,携之北归。一般认为,理学在北方重新流传,即始自赵复北上。郝经曾经对赵复说:“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1]。《元史》更截然断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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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说赵复以前北方对程朱理学懵然未知,并不符合史实[3]。但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又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恰好可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本文准备阐述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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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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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之学虽然随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南徙,但是在它产生并且一度流传过的北方,不可能因此而绝迹,这是容易理解的。仔细搜检史料,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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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元学案》,金朝末年,在北方的程颐续传弟子,有刘肃、张特立、李简等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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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儒学出自程颢亲授。“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1064—1067年)中,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5]。泽州的“先生之传”似乎一直没有断绝。金泰和(1201—1208年)中,泽人李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6]。从这段话来看,泽州懂得明道先生学说的,当不止李俊民等个别人物。正大(1224—1231年)年间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的王郁,因为不满意科试时文,“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以为“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1232年,王郁从重围之中的开封出奔,不久被杀[7]。他信从程张学说,自然是在金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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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亡前已在北方传习伊洛之学的,还有刘祁的父亲刘从益[8]、王遵古[9]、王恂之父王良[10]等,兹不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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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学说,虽然到宋末方才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几乎与此同时,它也已流入北方。许有壬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11]。这里说的“四书”,无疑是指朱熹的《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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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与耶律楚材同时的李屏山,著有《鸣道集说》,指斥出自“江左道学”之手的《鸣道集》“涉猎佛老,肤浅一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摘录了屏山书中的十九篇文字。其所攻讦,除北宋二程外,还包括南宋的朱熹、杨时中等人。耶律楚材为李屏山作序,谓“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生先我著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病者,亦可发药矣”[12]。耶律楚材这篇序作于1234年,时李屏山已死。足见他们此前至少已经略知朱子道学,而且“中原学士大夫”中传研二程、朱子之学的,当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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