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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史》卷27，《英宗纪》一。补记：本文写作时，我只检阅了斯坦英嘎斯的《波英字典》，所以当时关于“打里牙”的知识仅此而已。近检R．P．Matthee著：《追寻愉悦：1500—1900年间伊朗毒品和兴奋剂的历史》（普里斯顿，2005年），乃知打里牙（希腊语作theriak）在当日既译言解毒蛇药，同时也确有可能被当作解忧的毒品使用。它在《回回药方》里著录为“答儿牙吉”，指“专治毒蛇所伤、风（按，同“疯”字）狗咬伤”的药。《追寻愉悦》转述了爱尔森在《蒙古时代欧亚地区的文化与征服》（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对《元史·英宗纪》内这条史料的引用（按、这条补记写于作者将此文编入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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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元史》卷175，《张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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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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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按八里吉思之名见于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此名在《元史·英宗纪》里多误写作八思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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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铁失传》。其所据，为许有壬《恶党论罪疏》。疏中说：“如帖实（按即铁失）者，身为台端，兼领数职；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指英宗）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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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元史》卷175，《张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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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即在地方上划出一部分田亩，以其岁入作为应役人户的补贴。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有的史料说助役田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乎太高，不很可信。见《元史》卷185，《干文传传》；郑元祐：《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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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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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Endicott-West：《论元代君权》，《哈佛亚洲研究集刊》46·2（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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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语见前引欧阳玄：《曲阜重修宣圣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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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英宗时诸王中的受封人数大大少于仁宗朝，也是他对宗戚刻薄少恩的一个例证。见野口周一：《元后期王号授与考》，《史学》卷56（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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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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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最早起源于宋代北方。随着宋政权的南徒，它也流传到南方，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而在金统治下的北方，似乎反而湮没无闻了。1235年，蒙古在攻宋战争中俘获宋儒赵复，携之北归。一般认为，理学在北方重新流传，即始自赵复北上。郝经曾经对赵复说：“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1]。《元史》更截然断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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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说赵复以前北方对程朱理学懵然未知，并不符合史实[3]。但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又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恰好可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本文准备阐述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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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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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之学虽然随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南徙，但是在它产生并且一度流传过的北方，不可能因此而绝迹，这是容易理解的。仔细搜检史料，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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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元学案》，金朝末年，在北方的程颐续传弟子，有刘肃、张特立、李简等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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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儒学出自程颢亲授。“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1064—1067年）中，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5]。泽州的“先生之传”似乎一直没有断绝。金泰和（1201—1208年）中，泽人李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6]。从这段话来看，泽州懂得明道先生学说的，当不止李俊民等个别人物。正大（1224—1231年）年间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的王郁，因为不满意科试时文，“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以为“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1232年，王郁从重围之中的开封出奔，不久被杀[7]。他信从程张学说，自然是在金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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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亡前已在北方传习伊洛之学的，还有刘祁的父亲刘从益[8]、王遵古[9]、王恂之父王良[10]等，兹不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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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学说，虽然到宋末方才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几乎与此同时，它也已流入北方。许有壬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11]。这里说的“四书”，无疑是指朱熹的《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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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与耶律楚材同时的李屏山，著有《鸣道集说》，指斥出自“江左道学”之手的《鸣道集》“涉猎佛老，肤浅一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摘录了屏山书中的十九篇文字。其所攻讦，除北宋二程外，还包括南宋的朱熹、杨时中等人。耶律楚材为李屏山作序，谓“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生先我著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病者，亦可发药矣”[12]。耶律楚材这篇序作于1234年，时李屏山已死。足见他们此前至少已经略知朱子道学，而且“中原学士大夫”中传研二程、朱子之学的，当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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