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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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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昔帖木儿出军时，乃颜屯驻在“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兵号十万。元军前锋玉哇失陷阵力战，终使叛军溃散。乃颜仓遑出逃，至失列门林，被元军追擒，俄而被忽必烈下令处死。那么，不里古都伯塔哈和失列门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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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寄将不里古都伯塔哈断为两个词。其谓伯塔哈即《元朝秘史》中的孛勒答合（boltagha），译言孤山，这是正确的。至于他说不里古都意谓有柳，则未可遽从。按《华夷译语》卷上“鸟兽门”，黑鹰作不鲁骨惕。蒙古国时期的阿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在其写成于1241年的著作中附有一张蒙语词汇表，其中著录了burkui qush一词，译言鹰隼[21]。突厥语qush原意谓鸟，它也可以跟在各种鸟类专名的后面，用以泛指这个专名的类属，如toqan qush，意即猛禽之鸟[22]。所以，乞剌可思词汇表中的burkui，就是《华夷译语》的不鲁骨惕，它的正确的拼写形式应是börgüt，意即鹰隼[23]。而不里古都则是Börgüt-tü的音译。Börgüt-tü Boltagha，是谓有鹰之孤山，或即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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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蒙古地区以鹰隼为名的山岗不止一处。据清张穆记载，旧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左冀后旗的牧地，“西南至布勒格图山，接达里阿爱牧场界”[24]。这座布勒格图山即鹰山，当在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浩勒布占至乌拉巴彦一线。又，克鲁伦河下游由东南流而折向东北流的大河曲之南，亦有哈喇真布尔古特山[25]。哈喇真为蒙语ghaljan的音译，译言秃顶、无树木的[26]。哈喇真布尔古特，意谓秃鹰山。但这两座鹰山，都不会是乃颜屯驻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因为乃颜称兵后不久，土土哈即从杭海岭领军东来，疾驱七昼夜；渡土拉河，又奉命逆克鲁伦河而上，沿途肃清叛军，并将叛王“献俘行在所”[27]。可见哈尔哈河流域以西地区，当时并不在乃颜控制之下；所以《元史》在叙述元军从贝尔湖东南的撒儿都鲁向东，达于哈尔哈河流域时，方才说他们“至乃颜之地”。在当时情况下，乃颜不必要、也不可能在一座远离自己巢穴的孤山中结集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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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乾隆《内府舆图》，在大兴安岭西侧的喀尔喀必拉（哈尔哈河）和讷墨尔狠必拉（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亦有一山，标注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康熙《皇舆全览图》用满文记注为Haljan Burgudtu，脱Alin（满语，译言山）一词[28]。我认为，这座秃鹰山，就是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这是因为，一般地说，此地是联结大兴安岭西、东两侧交通要道的枢纽所在；特殊地说，斡赤斤后王的份地恰恰可以从哈尔哈河流域经过该地，再东逾兴安岭而向嫩江流域伸展。乃颜放弃了自己的大帐，撤至不里古都山地，并在这里结集大批军队，确实是使自己居于进退两便的战略位置。它既紧贴着位于大兴安岭东侧的广大后方，又十分有利于伺机出击进逼哈尔哈河流域的元军。从审音和对当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来看，这一勘同似乎都可以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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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战中惨遭失败的乃颜，逃到失列门林就被元军生擒。据现在所知，失列门林这个地名在元代文献中仅此一见。研究它的方望，是一个有些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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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西辽河上游名西拉木伦河，是蒙语Sim Müren的音译，译言潢河。屠寄和箭内都说失列门林即为西拉木伦河。是则“门林”系蒙古语müren的汉字音写，译言大河。林字在元时似仍以-m尾收声，能否用它来记录-ren的读音，稍有可疑[29]。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潢河西邻上都，朝这个方向逃窜，无异乎自投罗网，想来必不为乃颜所取。所以对此还可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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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能圆满地解决失列门林的今地问题，我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其所在方位作一个粗略的估测，以待今后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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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述目的，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嫩江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间的交通状况。今天这两地间的干道主要有三条。其北线大致上沿雅鲁河谷西北行，逾大兴安岭达于海拉尔河流域，此可置勿论。其南线则沿洮儿河西北行，至归流河叉为两道。一道逆归流河下游西行入山，至乌里吉勒河流域。至元二十五年土土哈平灭乃颜余党时，即循此路东逾大兴安岭。另一道则继续循洮儿河谷入山，逾大兴安岭而至哈尔哈河上源。这条路在蒙古国时必定也已经是便行之道了。因为我们知道，1213年，合撒儿奉命率左路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军而还”，就是溯洮儿河返回漠北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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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连接大兴安岭两侧的驿路，采取的并不是沿雅鲁河或洮儿河穿越大山的路线。据《析津志》引元《经世大典·站赤》佚文，这条驿路，不是在位于洮儿河流域的塔鲁站，而是继续向北，至吉答站（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西龙江）方才分道：“至北（按北当为此字之讹）分二路。一里（按里当为路字之讹）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31]。从吉答溯嫩江而上之东路诸驿站的定点已经解决了；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西路末尾几站的所在方望也已明瞭[32]。关键是自吉答往西逾越大兴安岭的驿道走向如何。恰恰是这个问题，与我们要探讨的失列门林的方望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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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边地的驿站设置，常常与诸万户府、千户所的分布走向相一致，显然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系统的设置同时考虑到了相地理之宜的原则。吉答以东的驿道走向是如此，在它以西自应同样如此。在吉答之西，元代曾设置过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它是明朝著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朵颜卫的前身[33]。据朵颜卫第一任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致明政府的书信，这一部分兀良哈人的居地在互相毗连的朵因温都儿山和绰尔河流域[34]。千户所之设虽在延祐年间，但它说明朵因温都儿山地当冲要。吉答西路诸驿中有一个驿站名为斜鲁[35]。元人说斜鲁译言陡坡，不知道它是否就在朵因温都儿山附近。看来自吉答以西的驿路，当在绰尔河下游以北取正西方向直行，在西北一东南流的绰尔河中游逾河过岭，遂进入岭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即可达于辉河流域。位于呼伦贝尔高原上的回引站，即得名于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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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失列门林的大概位置了。绰尔河中游有支流名色勒必拉，康图记注为Sele Bira。这条河虽不甚大，其位置却颇易把握。因为在它的南面有绰尔河的另一支流特门必拉[36]，它源于金边墙附近，东注绰儿河；而在这条特门必拉北面、金界壕之外，就是色勒必拉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失列门林这个地名系由失列·门林两个名词组成，那么失列恰好就是sele的对音。上面已提到过，门林的林字在《广韵》中属于以-m尾收声的侵母字。在元代，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韵系统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北汉语方音中以-m尾收声的韵母还没有转为-n收声。《蒙古字韵》读林为lim，读三为sam，尾音-m仍然保留着[37]。正因为如此，元人才会用“林”字来译写Qamqorom（哈剌和林）之-rom，用“三”字来译写Samqachulai（三哈出来）之-sam。因此，把“门林”看作müren的汉字音写，严格地说起来并不太准确。但是出于以下两项原因，我们还是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识读法。首先，色勒、失列两名语音极相近。如果它们确实是同一地名的不同音写，那么失列门林与色勒必拉就完全可以认为也是对同一条河流的指称，不过这两个地名中的普通名词“河流”，前者为蒙古语（门林＜müren），而后者则是满语（必拉＜bi-ra）。其次，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地区，正好处于金界壕之外、连接哈尔哈河上源和绰尔河中下游河谷、并由此东去嫩江流域的通道上。乃颜在不里古都伯塔哈战败后，很可能就领残部取此道东逃，企图退守位于嫩江两岸的根据地，结果却在色勒河流域被元军追擒。这样的分析若不致大误，则亦可反过来显示出将失列门林定位于色勒必拉之地，不能看作完全是臆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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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复至哈尔哈河，继而领军北进，扫荡呼伦贝尔高原。元军逆亦迷河（伊敏河）而上[38]，北至海剌儿（海拉尔河），溯河水行，战于扎剌马秃[39]。该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作济尔玛台[40]，即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而后，元军东逾大兴安岭北端之蒙可山，追乃颜残部直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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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忽必烈本人，在玉昔帖木儿北上亦迷河后，大约就从哈尔哈河上源逾大兴安岭东行。假如他始终盘亘在大山之西，那么这次亲征就只能称为北征，他的随从将领“类次车驾起居”而写成的行纪，恐怕也就不能叫做《东征录》了[41]。还有一条史料亦可以证明忽必烈曾逾岭而东。其所部元军曾与东窜的哈丹相遇，“帝召忽怜至，值薛彻坚哥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哈答罕（即哈丹）众甚盛。忽怜以兵二百迎敌，败之。哈答罕走度揉河（即嫩江），还其巢穴”[42]。程火失温今地无考。但从史文仍可看出，忽必烈当时确在大兴安岭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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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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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籍记载了乃颜之乱平定后，元廷对其宗族、其所隶领的女直等族户口和所部蒙古军、其在中原的封邑以及辽东份地等等的处置，而关于乃颜本人的命运，只用“以反诛”三字交待了之。幸而马可波罗留下了颇为详瞻的记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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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得悉乃颜被擒，感到非常高兴，遂下令乃颜应当被立即处死。他全然不想再见到乃颜，免得由于自己与他原是亲骨肉而会饶恕了他。于是乃颜就按照我就要告诉你们的这样一种方式被处死了。他被很紧地捆绑起来，裹在一张毯子里，而后被反复地拖来曳去、猛烈地抛上抛下，他就这样地死去了。……鞑靼人说，他（忽必烈）不愿意让帝室成员的血洒到地上，不欲其向天空哀告，或使太阳和天空看见他的血，或让任何动物触碰到他的肢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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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方式执行死刑，在蒙元史上其例甚多。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被用毯子裹起来以后扔进河里[44]。根据瓦撒夫书和诺外利书，阿拔斯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则是被卷在毯子里，任群马践踏至死的[45]。《元朝秘史》没有述及成吉思汗处死札木合的具体做法，只说“教杀时血不教出”[46]。但恰恰是这段话，道出了此类死刑执行方式的共同特点。它本来是处死成吉思汗宗族成员的特殊刑典，但也往往施用于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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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提到对鲜血溅地的禁忌。而据术兹札尼的记述，攻陷巴格达后，蒙古军中的回回人威胁旭烈兀说，哈里发若被鲜血溅地，将会导致一场大地震，从而会使旭烈兀和全体蒙古人遭受灭顶之灾[47]。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说法，未必准确地反映了蒙古人所以要采取这种特殊刑典的初衷。因为尽管按“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被处死要备受痛苦，在蒙古人中间却多为受刑者本人所自请、自愿。札木合向成吉思汗要求如此，而成吉思汗也满足了其昔日安答的这一请求。是知在当日蒙古人看来，这是对被处死者的一种恩惠。这一点，那珂通世早已有所察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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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突厥和蒙古原始宗教的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些古代游牧人的观念，灵魂存在于血液中。虽然保留完整的骨骼是保证人死后精灵犹存的基本条件[49]，但在死去的时候使血液不流出躯体，也就是使灵魂与躯体不致分离，似乎也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格外的好处。“教杀时血不教出”，“不过是反映了对于流血、尤其是让它溅落在地上的普遍忌讳的一个特别事例”[50]。正因为如此，古代蒙古人才甘愿忍受痛苦，为自己选择不出血而死的受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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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刑罚，使人联想起蒙古统治者对异民族臣民强制推行的一条奇怪的法令。此即屠宰牲畜时，严禁采用抹喉的方法，而必须先将牲口的四肢缚住，剖开胸腹，把手伸进去按住牲口的心脏，至其死去[51]。一般来说，元朝对它统治下的各族臣民采取“各从本俗法”的统治方式；只有出于某种十分特殊的原因，才会将本族的习俗用法令形式强加在其他各族头上。回回人杀羊，都要抹喉放血；淤血留在肉中，在他们看来，是不洁净的。为此，在元朝和伊利汗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为违反这条规定而被处死[52]。两种屠宰法的区别，正在于放血与否。按后一种方法，牲畜的血有相当部分仍可留在躯体内。羊、马等牲畜是游牧人的主要财富，从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观念看来，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仍然如此[53]。然则他们对屠宰法的严格规定，是否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在观念上相类似的出发点，即认为它会影响到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之兴旺与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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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乃颜的宗教信仰，马可波罗这样写道：“乃颜曾秘密地为自己行过洗礼，却从不做基督徒所应做的功课。但在这场战争中，他认为最好还是把十字架的徽记画上他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后来全被杀害了。当大汗如此行事而打赢了战争、征服了乃颜——就像你们已知道的，他已死了——之后，居住在上述乃颜领地之四大地区的各种居民，那些撒拉逊人、偶像教徒们、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信上帝的人——可惜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都大肆取笑基督徒们的信仰，以及曾被乃颜画上战旗的神圣的十字架。……他们对那里的基督徒们说：嘿！看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是怎样保佑基督信徒、向它顶礼膜拜的乃颜和他的人民的！”嘲笑和凌辱日盛，终于使忽必烈不得不出面干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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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以汉文史籍及他种史料，则有前引龙兴寺碑谓乃颜“离佛正法”。又、乃颜旧部有被徙之定海者。“延祐间，倚纳脱脱公来为浙相，其党屡以水土不便为诉，乞迁善地。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众遂不敢再言”。关于这段史料，伯希和评论说：“依我看，这些话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乃颜党徒奉行一种作为异教的颇受重视的宗教，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55]。有一个跟随忽必烈北征的方术之士亦透露：“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56]。此外，在日本发现的侵日元军头盔上饰有十字架徽记[57]。侵日元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辽东军队。这种饰有十字架的头盔，或许就是从辽东派去的军士们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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