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31700
(46)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1703131701
1703131702
(47) 王恽：《儒用篇》，《秋涧集》卷46。
1703131703
1703131704
(48) 王结：《书松厅事稿略》，《文忠集》卷4。
1703131705
1703131706
(49) 余阙：《杨显民诗集序》，《青阳集》卷4。
1703131707
1703131708
(50) 张养浩曾教训诸生说：“先正许衡在世祖朝，以为博学，则所业者不外小学、四书；以为行不可及，则所践履不过人伦日用；以为雄文大笔，则终身未尝略及世儒词章。然而所以获从祀圣人者，果何事耶？诸生试以此求之，则于国家立极化民之盛意，庶无负矣”。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元代统治者利用理学的目的所在。见《长山县庙学碑阴记》，《归田类稿》卷4。
1703131709
1703131710
1703131711
(51) 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15；马祖常：《大兴府孔子庙碑》，《石田集》卷10。又，参见《幾辅通志》卷139，《金石志》二，“宣谕夺罗等圣旨碑”、“通谕夏学子弟员等圣旨碑”条；林元珠：《元史选举志译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页195—196引梁国治撰：《钦定国子监志》。
1703131712
1703131713
(52) 《元史》卷158，《许衡传》。
1703131714
1703131715
(53) 《元史》卷174，《耶律有尚传》。
1703131716
1703131717
(54)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庙学典礼》卷3，“成宗设立小学书塾”条。宋时“小学一皆肆简家塾而已”。官设小学以推广程朱理学，肇始于元。参见徐明善：《赠徐文翁北行序》，《芳谷集》卷2。
1703131718
1703131719
(55) 参见徐明善：《槃澗先生文集序》，《芳谷集》卷2；《学古文会规约序》，《芳谷集》，卷1。
1703131720
1703131721
(56) 见苏天爵：《赵秉政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0。
1703131722
1703131723
(57) 虞集用这样的话来描述科举前后理学传播的不同规模：“昔者天下方一，朔南会同，缙绅先生（就是说，在士人中间）固有得朱子之书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细矣”。可见它从学术界走向社会是在科举复兴后。见《安熙文集序》，《国朝文类》卷35。
1703131724
1703131725
1703131726
1703131727
1703131728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86]
1703131729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乃颜之乱杂考
1703131730
1703131731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分别把他的诸弟和诸子分封在中央兀鲁思的东、西两侧，称为东道诸王和西道诸王。元代前期，朝廷与企图自立于一方的东、西道诸王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它起始于西北边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边又爆发了东道诸王联军叛元的事件，这就是所谓乃颜之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居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远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当时，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的战争正在金山一线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立即平息乃颜之乱，就很可能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忽必烈决定以玉昔帖木儿领蒙古军、李庭领汉军，亲征乃颜。他自从战胜阿里不哥后直到去世，总共出征过两次。一次为打海都，还有就是这一次平灭乃颜之役。元廷对乃颜之乱的重视，由此可知。
1703131732
1703131733
正如屠寄所说，乃颜“虽败不旋踵，然骚动已半天下矣”[1]。可惜因为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有关元初政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若干基本史实，还不甚清楚。本文拟对其中几个问题，做一些粗陋的考订和分析。
1703131734
1703131735
1703131736
1703131737
1703131738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87]
1703131739
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 斡赤斤的份地
1703131740
1703131741
乃颜是成吉思汗同母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的玄孙，继承的是斡赤斤份地。洪钧认为：“大约太祖诸弟，斡陈那颜份地最广、辖军最多。自枯伦淖尔（即呼伦湖）以东、洮尔河南北、嫩江东西，大率属其封境”[2]。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平原后来自然是“乃颜故地”，但它是否在斡赤斤始封地范围内？如果不是，斡赤斤的始封地又在哪里？
1703131742
1703131743
关于这一点，拉施都丁有一段话为人所共知。他说，斡赤斤的“领地和禹儿惕位于Mughulistan最边远部分的东北地区。因而沿着它的那一边，便再也没有一个蒙古部落了”[3]。根据这段话，斡赤斤的始封地，本来是属于Mughulistan的一部分，而不在它之外。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对这段话的译述大体上是正确的。屠寄将洪译“份地在蒙古东北面，界外已无蒙古人”误读为份地“在蒙古东北面界外”，并且自注“辣施特谓其地已无蒙古人”。据此，他把斡赤斤份地位置于大兴安岭以东。箭内亘在《元代的东蒙古》一文中所持的意见，基本上与屠寄相同[4]。此后，伯希和虽曾顺便提到过乃颜的封地“在蒙古东方及满洲之一部”[5]，可惜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相隔半世纪之后，杉山正明在探讨元代东、西道诸王的始封地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引用《长春真人西游记》及《元史·撒吉思传》中的有关记载，与拉施都丁上引史文相参证，断定斡赤斤始封地位于大兴安岭西麓、海拉尔河以南直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6]。他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杉山正明没有提及《史集》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它比上述任何一条史文都更明确而且具体地指出了斡赤斤的始封地之所在。
1703131744
1703131745
根据拉施都丁的叙述，成吉思汗在从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Qa-laaldtit Elet，即合兰真沙陀）与王罕的鏖战中撤出以后，曾退到一条名为斡儿的河流（Or Müren）旁边整顿军队。关于这条河流，拉施都丁写道：“它在客勒帖该山（Keltegei Ghada，即建忒该山）地方，它（按指斡儿一名）既是河流，又是那较广阔的山地的名称。塔察儿（斡赤斤孙）家族的居地就在这里”[7]。建忒该山位于哈尔哈河流域，有《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等书可证。是知斡儿河或者斡儿山地亦位于哈尔哈河流域。对照上面引用的拉施都丁两段史文，结论是十分明确的：塔察儿家族在哈尔哈河流域的斡儿山区所据有的牧地，就是帖木格斡赤斤始封地的中心地区，而其份地扩展到哈剌温山以东，应当是后来的事。
1703131746
1703131747
成吉思汗率兵西征期间，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镇漠北本部，他的份地又位于当日蒙古国的最东面。这就使他极便于朝着大兴安岭山脉以东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像术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而且至迟到塔察儿即位为斡赤斤后王的时代，已经攫取了大兴安岭东边的大片地区作为直接领属于自己的份地。窝阔台死后，斡赤斤企图用武力夺取汗位，被贵由处死，但是他家在辽东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挫伤。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推戴忽必烈为汗，由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拉施都丁说，塔察儿“在忽邻勒塔大会和重大事件上，总是站在忽必烈一边，并且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8]。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真正缓和元政府与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据《高丽史》记载，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至元后期，斡赤斤后王乃颜反状日益明显。鉴于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辽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在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次年四月，斡赤斤后王乃颜联合成吉思汗弟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和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叛元。元朝与东道诸王之间的战幕就这样挑开了。
1703131748
170313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