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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卷162，《李庭传》；卷121，《博罗欢传》；卷132，《玉哇失传》。撒儿都鲁之战时，李庭曾“调阿速军继进”。是知玉哇失为忽必烈一军前锋。关于元世祖驻跸应昌，撒儿都鲁的地望乃至他在撒儿都鲁御象督战等事，以及元军击溃乃颜的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理方望等问题，我已在《乃颜之乱杂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中予以讨论，此处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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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元史》卷119，《玉昔帖木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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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元史》卷121《博罗欢传》叙述传主在忽必烈军中参与撒儿都鲁之战时谓：“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之，斩其驸马忽伦。适太师月鲁那颜（按指玉昔帖未儿）大军来会，遂平乃颜，擒塔不带”。检阅此传史源，姚燧《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4）则曰：“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斩和伦辈。后与伊罗勒（按指月鲁那颜，即玉昔帖木儿）合力，始诛之（按此指诛乃颜）”。关于塔不带之擒在玉昔帖木儿与世祖会师之前或之后，这两段史文所述不同。据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24），塔不带与金刚奴都曾参与撒儿都鲁之战。惟据黄溍《也速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两人被“戡定”，在乃颜败亡之后。故知《元史·博罗欢传》所言是。姚燧碑文中“擒塔布岱”一语，应改为“败塔布岱”方是。然则世祖与玉昔帖木儿两军相会，实后于撒儿都鲁之役；其地或即在乃颜大帐失剌斡儿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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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日文译注》卷2，东京，1976年，页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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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斡赤斤大营盘所在，据陈得芝老师考订，应在今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之东的辉河（元名回引河）畔，当从之。参见《中国地理学家评传》（河南，1991年）一书内，陈著“丘处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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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见康图2排2号；乾图7排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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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据本文第三节引录乃颜世谱可知，他有一个儿子名Togto’a。受封为辽王者，无疑就是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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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校勘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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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韩伯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9—30。按，在1954年出版的《元史·诸王表译注》里，韩伯诗已用alchitai来转写阿勒赤台一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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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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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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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辽、金二朝的契丹族和女真族，都发祥于东北地区。因此，辽金时期中央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与隋唐时代相比，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它为元朝和明朝前期对辽东的强有力统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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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它的辖境，南面到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南与高丽接壤。元与高丽边界线的东段，一度抵于铁岭（在今朝鲜元山南）。13世纪末，双城（今朝鲜永兴）以南地区相继为高丽收复，此后遂以双城为两国界[1]。直到高丽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十六年，即1356年），高丽政权遣枢密副使柳仁雨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都连浦及定州、宣德、元兴三关门以南的朔方道全境。“三关门没于元凡九十九年，至是始复之”。两国间在这个地段的疆界，由此北移至今咸兴南一西南一线，大致上恢复了辽金时的状况[2]。这条边境线的西段，至元初年以鸭绿江南岸的高丽国“北界”（亦称“西北面”）诸州辖境为界。至元六年（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李藏用等废国王王植，立王弟琩，擅断国政。其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龄等以讨林衍叛，挈西京（今朝鲜平壤）以下六十余城降元。于是高丽北界和西海道（略当今朝鲜黄海南、北道）一部被并入元境。明年，元廷改西京为东宁府，以崔坦为总管。是时以慈悲岭为两国界山。至元十二年底，又升东宁府为路。至二十七年，方因高丽之请，废东宁路，将其地归还高丽。至是，元与高丽间的这一段交界线，亦大体恢复到元初乃至辽、金时期的状态[3]。《经世大典·站赤》所载辽阳地区站赤，根据的是至元中叶的资料，所以仍著录有“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根据大典及《析津志·天下站名》，这十个驿站依次为：宣州、云兴、安信、都护府（今朝鲜安州）、肃州、安定、东宁府、林原、生阳、洞仙。洞仙驿“其东海，其北接合懒府”。足见这条驿路横贯整个东宁路境[4]。从宣州往北，在鸭绿江南岸，尚有灵州、谊州（当即嵬州）诸驿。惟自至元十三年起，位于鸭绿江下游左岸的静州、义州（今朝鲜义州）、麟州（在义州南，案今朝鲜新义州东之麟山埸或即其遗址）、威远镇凡三州一镇改隶于辽阳路婆娑府（该府后废为巡检司）。故而灵州、谊州等驿虽位于鸭绿江南，却不在“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之中[5]。废东宁路时，以上三州一镇当亦同时归还高丽。是后两国边界的最西段遂以鸭绿江下游为界河。所以当日高丽诗人曾有“鸭绿东岸是吾土”之句[6]。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之南的婆娑府，是这时候由高丽入元境后“驰驿中原”的“第一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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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的东境至于海，并包括了属于设置在行省最北面的统军机构征东招讨司经略范围内的骨嵬岛（即库页岛）。至元十年九月，“征东招讨使塔匣剌请征骨嵬部，不允”[8]。这个塔匣剌，至少在中统四年（1263年），已莅临极东北，负责那里的军事了。至元元年末，曾有征骨嵬之役，大概就是由他负责的[9]。至元二十二年十月，“诏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以万人征骨嵬。因授杨兀鲁带三珠虎符，为征东宣慰使都元帅”[10]。骨嵬之被征服，当即在这个时候。《高丽史》载，忠烈王十三年（至元二十四年）九月，“东真骨嵬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元，来谒公主”[11]。这支军队，很可能就是征服骨嵬时留镇在那里的。元亡后，明政府不费一兵一卒便得设卫所于骨嵬，正式行使对该岛的领土主权，显然就立基于元朝经略这个地区的原有规模之上。曾有日本学者以为，骨嵬或在元朝境域之外，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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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的西南境，辖有泰宁、宁昌、大宁三路，大体上沿着哈剌温山（大兴安岭）的东麓，分别与岭北行省以及腹里的上都、全宁二路相毗连。宁昌、泰宁二路在《元史·地理志》中俱被载录于中书省之下。然而据《经世大典·站赤》，宁昌驿和泰州驿分别属于辽阳行省的辽东路和辽东道宣慰司所辖。而这两处驿站的所在地，正是日后建置宁昌路和泰宁路时的路治。延祐二年（1315年）八月，“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四年，又“升泰宁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12]。可见从至元到延祐年间，泰州亦即泰宁地区始终隶属于辽阳行省；宁昌当亦如之。元志所记，疑有不确。宁昌路为亦乞烈思部封地。它与翁吉剌部封地全宁路（属腹里地区），沿今老哈河与西辽河交汇点南北一线分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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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元代东北地区的境域，远远不止今我国东三省之地。它还包括了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阿穆尔州以及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汉族、渤海遗族和一部分高丽族人口外，还生活着东胡—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和所谓古亚语族（Palaeo-Asiatic Group）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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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进入辽东地区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时期。辽王朝曾将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在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置头下军州。金克汴京（今河南开封），被驱迫北去的男女，一次即“无虑十余万”。金初移民时，有以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居民迁入河北地区的情况，也有相当部分的河北以及其他地区居民被迁入东北。辽金政府的强制移民，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近因。有元一代，北方“汉人”中融入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东北也不例外。到明朝前期在辽东设立卫所时，又一次有大批汉人进入该地区。至此，在辽东都司直辖卫所的地域范围内，汉族人口超过了当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14]。事实上，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已很明显地集中分布在其南部的辽河流域及渤海湾东西地区。被迁到辽河流域的渤海遗族，元代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实际上亦有相当部分融合到当地汉族人口中，还有一些融入女真等族。总之，渤海人在元代逐渐地不见于记载。元朝境内的高丽族则相对聚居在元与高丽交界地带；在沈州等处也长期集中居住着不少侨寓中国的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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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叙述汉、渤海、高丽以外元代东北地区各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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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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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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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属于东胡—蒙古语族的居民，有契丹人以及元代进入这个地区的蒙古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西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