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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水达达这个名称，出现在达达的内涵被固定为Mongghol一词的汉语对译之前。南宋彭大雅1232年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之中“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其“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贾敬颜指出，斛速益律子应即斛速益律干之讹，是为蒙语usu irgen的音写，意为水百姓。此种水百姓，无疑是指位于当日东真之北、黑龙江沿岸尚未宾服蒙古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作为斛速益律干的意译，出于向彭大雅提供上述情报的华北汉人之口，而不是蒙古人自己对于这些东北“水百姓”的指称。是则“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候已经开始了[39]。那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40]，惟汉人对北方边远之地不同人群间的区分无多意识，所以才会误将这个译名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松花江、混同江流域的女真语诸部。入元之后，达达的含义日渐专一。尽管如此，水达达作为非蒙古语部族却使用达达指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但为了与达达的一般内涵相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真与水达达联称，或谓水达达女直，或谓女直水达达，用以指明其真正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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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达达虽然临江滨水，但大多数人仍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41]。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他们明显地落后于它南面那些曾被编入金猛安谋克的女真人。直到明朝中叶，这一带的女真诸部尚被视为生女真。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按即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按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42]。这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的主体，无疑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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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达达之名，不见于元以前的文献材料。在金代，它很可能与兀者一起，被其南面的女真人统称为兀的改人。《金史》卷24《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73《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后，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皆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称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见金朝壤地之极东，已到达黑龙江入海口地段。由此溯大江而上，黑龙江下游沿岸以及附近的大片深山密林，都是兀的改人分布区域。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兀的厄·捏麻儿译言野人。兀的改当与兀的厄同义，也就是野人的意思[43]。金代的女真人既然把它东北方向的“诸野人”区别为古亚语族的吉里迷人以及兀的改人两大类，则后者所指，必定是与女真同属通古斯语族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诸“野居”部落。到元代，又按活动地域进一步将兀的改人分为两类，沿江滨水居住者为水达达，出没于深山密林者则为兀者。但有时候兀的改这个名称，仍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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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提到，黑龙江下游直至奴儿干一带大片山林中的通古斯语族居民，元代称为兀者、吾者。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时人云：“乌稽者，汉言大林也”；“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44]。它们都是兀者别译而已。兀者部人之得名，显然因为它们活动于深山老林之故。清代仍有用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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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时期，元政府向东北各部族勒索海东青，收括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经过约十年才最后失败。事后，元廷复立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45]，当即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据前人考订，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Tondon河（乾隆十三排图汉译作塾塾河）入江口。明代曾一度因仍元朝旧制置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于此。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兀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兀者人，或许与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更东面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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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山中的兀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元代史料更多地把兀者与野人相联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的明里帖木儿，不是兀者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自甘“以贱形加全人”[46]。这种说法中包含的民族歧视观点固然不足为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兀者诸部的文明程度，应比水达达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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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语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是部族名，又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47]，明代的苦夷、苦兀[48]，及近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当即orok的汉字音写。Orok人今日仍生活于库页岛，自称Ul’ta人。在Orok语里，ula译言驯鹿，Ul’ta即养鹿人之谓也。至于orok一名，应展转来源于不说Orok语的某旁近部落对Ul’ta一名的译称。通古斯语多称鹿为oro或oron。满语里的oronco i niyalman，Even语之oroch/orochel，都是使鹿人的意思。orok之义亦如之。俄罗斯学者曾认为，Orok人是在十六七世纪从大陆迁到萨哈林岛上的。元代关于“亦里于”的记载表明，这个时间似乎还要早得多[49]。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应即该岛主要的土著居民。在唐代，岛上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秣鞮；近现代，岛上除南部的阿依努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带有部分吉里亚克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族诸部（包括orok人在内）[50]。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操通古斯语族某支方言的部族。他们大概不像与他们语言相同的亦里于人那样以驯鹿作为交通用兽，也不如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擅长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渡海来到奴儿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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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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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界域内的古亚语族人，有吉里迷诸部，还有在明代被称为“北山野人”的诸部族中的若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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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的极东北，即奴儿干地区。元代史料所反映的吉里迷人居地范围，就要更详细一些了。从元廷设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从《元史·世祖纪》说吉里迷之东为骨嵬、亦里于，从《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谓东渡赛哥小海（即鞑靼海峡）后先至因吉列迷，方到骨嵬界，可知该部族居住于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奴儿干地区，以及骨嵬岛之一部分。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状况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52]。黑勒尔河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53]。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沙俄等国学者著作中，他们被称为吉里亚克人。俄罗斯学者又称之为尼夫赫人。尼夫赫一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54]。十分清楚，吉里迷人、吉里亚克人或者尼夫赫人，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中国诸中央王朝的羁縻部落。俄罗斯学者说，吉里亚克人僻居亚洲大陆边缘，长期处于外界政治和文化影响之外[55]。事实恐怕不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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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献中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仍然太少了。因此，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稍晚一点的材料即明代材料，以适当地填补在此以前的史料空缺，便显得格外重要。和田清在《汉籍记载中的黑龙江下游居民》一文中，从史源学角度出发，将《大明一统志》卷89所引录的《开原新志》佚文与《辽东志》卷9中的有关文字比勘对照，以史文所谓“乞列迷四种”列为专节进行研究，对后学深有启发。然而，和田写成该文时，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寰宇通志》尚未刊行。所以他未能看到卷116“女直·风俗”条所征引的《开原新志》的上述这一段材料。它比《大明一统志》引述得更为完整。把它拿来与《辽东志》相比勘，就可发现和田考论中尚有未尽精当之处。现在先将此段文字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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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福里朞、兀剌、纳衣。性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腥秽不可近。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不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实。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刳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性刚而贪。文面椎髻，帽缨红缨，衣缘组，惟裤不裙。妇人帽垂珠珞，衣缀铜铃。射山为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住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苦兀在奴儿干海东，……其邻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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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一统志》在引述同一段史文时，省去曩家儿等四部名称，《辽东志》亦如之。这就使得和田误以为这四种（实际上是四部）吉里迷人属于更大范围的吉里迷“四种”之一。于是他把以下“一种曰女直野人”、“一种曰北山野人”、“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解释为“乞列迷有四种”当中的其他三种。现在看来，这样解释，是与原文意思有所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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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家儿、福里朞等四种吉里迷，诚如和田清所说，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以奴儿干为中心的吉里迷本部。明初曾置曩哈儿、伏里其、兀剌等卫于其地。自金元以来，该地的吉里迷人或许就已分为这样四部。而史文提到的在苦兀（即骨嵬）岛上与苦兀人为邻的吉里迷，恐怕也就是元代材料中的因吉里迷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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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新志》在“乞列迷有四种”目下载录的吉里迷人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存到近现代。近代吉里亚克人仍几乎完全靠捕捞为生。陆上狩猎以及妇女所从事的极有限的采集经济，只作为其生活来源的次要补充而存在。尤其是在狩猎方面，他们只是在碰到机会时才在步行可至的近处顺便从事这种活动，而与邻近那些在经济生活中狩猎占有很大比重的部族迥然不同。吉里亚克人似乎历来就是定居的。狗是他们驯养的唯一动物，在他们的衣食、运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熊为牺牲的杀祭仪式，是他们在每年“熊节”都要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近代吉里亚克人的家庭形态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但是，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姊妹以及自己兄弟的妻子一概称呼为анъхэй，而妻子也把自己的丈夫、丈夫的兄弟以及自己姊妹的丈夫同称为пy。男子对自己的全体анъхэй明确地拥有与对其妻子同等的权利。从这种与“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婚姻形态中，似乎仍能看到古代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56]。近代吉里亚克人与他们的祖先同样采用火葬。不过他们不再“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其中有些部落是在“小心收藏的骨灰上盖一所小木屋”[57]。吉里亚克人制造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也一再被近代到过他们居地的探察家们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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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叙述可以知道，明代吉里迷人和近代的吉里亚克人，在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差别都不是很大的；而元、明之间，似乎也寻不出足以导致吉里迷人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特殊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从明代记载以及近代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生活，去略约想见元代吉里迷人的大致状况。由此又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部众错居在黑龙江下游两岸，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颇不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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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开原新志》佚文中真正难以读通的地方，是在“乞列迷有四种”这一大段后的那一部分。它说：“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接着以“一种”、“一种”、“又一种”的排比方式，枚举了“乞列迷四种”以外其他三大类土著部族。至于他们到底是否都属于“乞里迷”人并且都“去奴儿干三千余里”，史文并未交待得很清楚。在这里，《辽东志》卷9《外志》依据稍后获得的进一步知识而对这段史文所作的修改和增补，就十分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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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新志》佚文中“一种曰北山野人”，以及“又一种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两小节，在《辽东志》中是以“北山野人”和“野人”为目分别立条的，内容上也稍有增补；同时，“一种曰女直野人”一句被删去，该小节的其他文字，经增添后以“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乞里迷”（按，志文误作乞黑迷）为目立条。可见按照《辽东志》编者的理解，“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乞里迷”人仅指同时又被《开原新志》称为“女直野人”的那一种，北山野人和野人这两种，是不应该一起被概括在这里面的。以下就按照这个意见，对这三种部族逐一进行简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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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奴儿干三千余里”的这个奇怪部族，既被《开原新志》视为远离其本部的吉里迷人，同时又说他们是女直野人。《辽东志》编者则干脆断定他们属于吉里迷人。然而这个部族“椎髻”、“射山为食”，其习俗与“不梳刷”、并且“捕鱼为食”的真正吉里迷人似乎不很相像。和田以为其所指恐为锡霍特山南端的恰克拉人（案即乌德盖人）。我以为，它指的可能是明代海西东陆路上乞勒伊城乞列迷站（地当在今黑龙江抚远西秦日利附近）地区的通古斯语族人。这里在元代或许还是吉里迷人活动的地域，故以其族名为地名。入明之后，尽管地名仍旧，但当地的吉里迷人或北徙、或融合于通古斯民族之中而不存在了。以上含混不清的记载所反映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实。当然，这里距离奴儿干远不是“三千里”。但所谓三千里，本来就未必是实数，也许不过是表示离奴儿干十分遥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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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山野人”，《辽东志》明记其族属为“乞列迷之别种”，当属可信。所谓北山，一般都认为是指外兴安岭。惟据《辽东志·外志》，此种“北山野人”的贡品为海豹皮、海螺皮、殳角（原注即海象牙）、鲂鬚、好剌（原注即各色鹿。按：“好剌”应即Orok语之ula，或oro的汉字音译；两者皆鹿之谓也），要之大都为北海名产，其中海象牙的产地更为偏北，可见他们居住在外兴安岭东端的鄂霍茨克海湾并往北大概直到北极圈附近地区[58]。他们应属于当日居住此间的吉里迷或古亚语族的其他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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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野人”。他们生活在“北海之南、大江之西”，其地域大略当西南—东北流黑龙江迤西。关于“野人”的习俗，只知道他们居住在半土窑式的“平土屋”里。这种居住方式，主要是当地寒冷的环境决定的。许多通古斯语部族自古来如此，吉里亚克的先人吉里迷人亦如此；而后者保留这种居住方式直到更晚的时期。至19世纪中叶，库页岛上的吉里亚克人冬天仍然住在掘地约一米半深的半土窑中[59]。所以仅凭半穴居的居住方式，尚无法确切判别“野人”的族属。不过《辽东志》又说他们“与乞列迷为邻”，似乎其本身不同于吉里迷族类。而大约同时代的永乐等朝实录，则明确称分布在这一带的土著部族首领为女直野人头目。试举数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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