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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地中海与黑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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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湾的海岸线似乎也被错误地画成为两条直通阿拉伯海的河流。同样，只需稍加修正，似也不难看出它本来所应当表现的海湾形状（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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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波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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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这两处不确，极有可能是在从穆斯林资料移录到“声教广被图”稿本的过程里发生的讹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对于欧洲和中亚还缺少必要知识的江南汉人儒士笔下，本来无可厚非。我们应当深感惊讶的反而是，尽管可能是懵里懵懂地依葫芦画瓢，“声教广被图”的绘制者李泽民，竟然在昧于实情的情状下还为后人保留了很真确的图象信息。这应当有助于说明，他所依据的地图资料，乃至他本人的摹写，都是相当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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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混一图”西半幅图里的穆斯林地理学知识，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伊斯兰地理学家的自身发现。该图的非洲图形最为显眼的一个特征，就是位于它中央的一个巨大海泊。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个海泊实际上代表的是撒哈拉大沙碛，类似于东半幅图中的“葫芦碛”。但是高桥正认为，它不是沙漠，确实就是画的一个咸水湖泊。他引用活动于1300年前后的阿拉伯学者哈兰尼的话说，“章吉地方（按即俾格米人所在之地）有湾和湖泊；在苏丹地方也是这样。［那是］比沙漠地带的花剌子模海（即咸海）和可萨海（即里海）更加巨大的湖泊，其广大直至印度洋之南，尚未对之进行过探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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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经由李泽民之手而传递给后人的波斯湾的海湾线形状，也足以反映出同样的事实。托勒密地图中的波斯湾，由于东西宽度太长，而构成一个横宽竖扁的长方形。这成为托勒密知识系统中相当多地图的一个共同特征[14]，它甚至还反映在欧洲制作的时间上更靠后的地图中（见图6、图7）。但是保存在“混一图”内的相关图形信息却与此大不相同。它显然更接近波斯湾的实际形状，尽管依然像在托勒密的地图里一样，相对于红海而言，它的位置还是太过偏北。“混一图”的上述特点，倒与伊德里昔的地图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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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托勒密地图，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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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马丁·瓦尔德希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地图（15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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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斯林地理学所接受的很多西欧古典地理学的知识和观念，也充分地显示在“混一图”里。高桥正曾经指出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混一图”关于尼罗河上源形状的描写，明显是出于托勒密知识系统。“混一图”的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写本在尼罗河西源有“者不鲁哈麻”的记注；它在据“声教广被图”绘成的《广舆图·西南海夷图》里写作“者不鲁麻”。高桥正指出，这个字是对阿拉伯语词jabal al-qamar之波斯语读法的汉字音写。它的意思是“月亮山”。我们知道，“月之山”（Lunae Motes）恰恰就是托勒密叙述的位于尼罗河上源的山脉之名。“者不鲁哈麻”实为上述拉丁语词的阿拉伯语对译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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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征也极充分地显示在“混一图”对中亚陆上地理状况的描绘里。在“混一图”所依据的“声教广被图”制作年代，经历了数百年发展的东部穆斯林世界的地理学，对中亚草原和绿洲地区的情况早已经极其熟悉了。穆斯林著作对里海、咸海的名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它们分别称里海为可萨海、不里阿耳海、呼罗珊海、桃里寺海、朱尔章海、宽田吉斯海、狸海、马赞德兰海，称咸海为毡的海、锡尔海、契丹海等等。流注这两个著名海子的河流，例如注入里海的札牙黑水（乌拉尔河）、也的里水（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锡尔河、阿姆河等，也是穆斯林地理学家们耳熟能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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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混一图”里，上面提到的这两个内陆海却被合并起来，醒目地位置于中亚大陆的中央。在这个大海子的西部，有“八不督阿不你”的记注。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对阿语Babal-Abwab的汉语音写，译言“诸门之门”，也就是以“打耳班”或“铁门关”著称的跨越高加索山脉的通道。故从该内陆海的西岸来看，它应即里海。但在这个海子的东岸，我们却又发现了分别以“廛的”（更常见的写法作“毡的”，即Jand）、“八里赤岩”（即“经世大典图”的“巴尔赤干”，Barchikent[16]）和“不哈剌”（不花剌）、“巴剌哈”（巴里黑）、“八打克沙”（八达哈伤）等记注作为沿岸地名的两条大河。它们分明就是上面提到的流注咸海的锡尔河与阿姆河。因此，从这个海子的东岸判断，它无疑又可被认作是咸海（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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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咸海还是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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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么解释“混一图”居然把两个这么著名的海子误认为只是同一个水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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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混一图”其实相当精确地反映了十三世纪以后中亚自然地理面貌的一个重要变化。有人认为，由于西征的蒙古军为水淹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城而掘开阿姆河，阿姆河此后便改变河道而流注里海。职是之故，据哈菲兹·阿布鲁的说法，咸海几乎消失了[17]。直到16世纪末，阿姆河才改由旧河道重新注入咸海。据艾哈迈多夫列举，持此种见解的，有伊本·瓦里、艾不·哈兹、穆尼斯、艾希瓦尔德、洪堡、伦茨、列尔赫、米谢洛夫斯基、巴托尔德等一大批学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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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张当然涉及到一系列使行外人难以置喙的专门化问题。正因为如此，斯普勒在为《新编伊斯兰百科全书》所写“阿姆河”词条中已表述的意见，就更见其份量。他认为，关于阿姆河主河道改流说的“绝大部分证据都颇值得怀疑。……考虑过所有讨论，德·格日援引的证据，其份量似乎要重于巴托尔德所依赖的那些”。而德·格日正是19世纪反对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斯普勒又告诉我们，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们也都拒绝阿姆河曾经改道的见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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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否认了阿姆河曾经改流的事实，那么“混一图”将里海与咸海合并为一海，就只能看作它的一个错误。我们甚至还可以补充说，“混一图”实际上毫无阿姆河“改流”的观念，也反映在它对锡尔河的画法上。锡尔河从无改道之说。如果绘图者有意要呈现阿姆河改注里海的面貌，他就不会将锡尔河画成一条与阿姆河流注同一海泊的河流。图中所表现的锡尔河，中下游之间被误断开来。这可由八里赤岩东南方向水流边的锡尔河沿岸城市“阿不剌儿”（宫纪子订证为 “阿打剌儿”，即讹答拉）、“忽里”（他本“混一图”又标作“忽尼”，此即忽毡）、“兀思干”（讹迹干）可证（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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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中亚两海为一海的做法，在西欧的地图绘制传统中，从托勒密至少一直延续到16世纪（见图9、图10）。咸海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里，相比较而言，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混一图”的这个错误，很可能是来源于伊斯兰地理学中强烈的希腊罗马地理学影响。甚至对它图绘的海子形状与欧洲诸图之间的比较，好像也能暗示出这一点。这就是说，“混一图”西半部分的资料来源，笼统地说起来，当然是穆斯林地理学。但更具体地分析起来，或许应当说，该图欧洲、中亚部分的信息，应来源于欧洲古典地理学知识框架和若干产生于当地的新的本土知识的某种结合。而在印度洋西部海域，“混一图”的知识体系则更多地反映出伊斯兰地理学自身对这一区域的发现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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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墨卡托全球图”（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之东半球（15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