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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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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高祖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及大业元年，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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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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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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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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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径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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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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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着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着远游谦不逼尊，于礼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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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节可取作例以为证明者，即隋代制礼实兼采梁陈之制，虽北周之制合于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炀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盖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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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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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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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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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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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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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于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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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三七《五礼篇目门》（《旧唐书》二一《礼仪志》略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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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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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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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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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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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都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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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但其事至明显，无取多述，但举一证，如《旧唐书》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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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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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足矣，然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见《桑原骘藏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那波利贞氏《从支那首都计划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异于前者，虽非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然隋代之技术人才则颇与西胡种族有关，此固别为一事，以其与前所论中古时代汉族之家学一点相类，亦不可置而不论，故兹先论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后附述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所以补上文“论隋大业元年制定车辇”条之所未备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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