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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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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高祖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及大业元年,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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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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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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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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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径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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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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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着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着远游谦不逼尊,于礼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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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此节可取作例以为证明者,即隋代制礼实兼采梁陈之制,虽北周之制合于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炀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盖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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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同卷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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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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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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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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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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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于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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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三七《五礼篇目门》(《旧唐书》二一《礼仪志》略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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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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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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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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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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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都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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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但其事至明显,无取多述,但举一证,如《旧唐书》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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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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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足矣,然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见《桑原骘藏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那波利贞氏《从支那首都计划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异于前者,虽非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然隋代之技术人才则颇与西胡种族有关,此固别为一事,以其与前所论中古时代汉族之家学一点相类,亦不可置而不论,故兹先论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后附述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所以补上文“论隋大业元年制定车辇”条之所未备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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