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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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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都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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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但其事至明显，无取多述，但举一证，如《旧唐书》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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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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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足矣，然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见《桑原骘藏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那波利贞氏《从支那首都计划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异于前者，虽非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然隋代之技术人才则颇与西胡种族有关，此固别为一事，以其与前所论中古时代汉族之家学一点相类，亦不可置而不论，故兹先论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后附述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所以补上文“论隋大业元年制定车辇”条之所未备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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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考工记·匠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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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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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释虽谓宫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仅从宫与市位置言，即是宫位于市之南，或市位于宫之北也。《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则无可疑，故其所依据《匠人》营国之材料其中必有为当时真正之背景者。据古今学人论汉初南北军制之言（详见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兵制研究专号》上贺昌群先生南北军论文中所征引），推知西汉首都之长安“司马门在未央宫之南，直抵长安城垣，并无坊市，而未央宫长乐宫则六街三市”，是与隋唐首都之大兴长安城其宫位于首都之北部，市则位于南部者适为相反。然则西汉首都宫市之位置与《考工记·匠人》之文可谓符合，岂与是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至唐代则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者也。（此点本甚明显，一检史文便可证知，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二六四〇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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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渊源之说，则太和洛阳新都之制度必与江左、河西及平城故都皆有关无疑，《南齐书》五七《魏虏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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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堺，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乐安人，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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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建康台城虽颇近城北，然其宫城对于其地山川形势与北魏洛都有异，故洛都全体计划，是否真与建康有关，殊难论断。但《魏书》《北史》“蒋少游传”（见前引）言：“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故魏孝文之遣少游使江左，自有摹拟建康宫阙之意。崔元祖之言不为虚发，但恐少游所摹拟或比较者，仅限于宫殿本身，如其量准洛阳魏晋庙殿之例，而非都城全部之计划。史言“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则言过其实，盖北魏洛阳新都之全体计划中尚有平城、河西二因子，且其规画大计亦非少游主之。然则不得依《南齐书·魏虏传》之文，遽推断北魏洛都新制悉仿江左之建明矣。至平城旧都规制必有影响于洛阳新都，自无疑义，但当日平城宫城规制颇不易考知，《南齐书》五七《魏虏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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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车，无城郭，木末始土著。佛狸破梁（凉？）州（指北凉沮渠氏）、黄龙（指北燕冯氏），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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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魏徙凉州之人民于平城，建筑雕刻艺术受其影响，如云冈石窟即其例证，故魏平凉州后，平城之新建筑如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一点，与后之东魏邺都南城之制颇有近似之处，盖皆就已成之现实增修，以摹拟他处名都之制者（平城新制拟凉州都会，而邺都南城不得不拟洛阳新都）。如是迁就，其详容后证述，总之史料既太略，魏平城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程度如何，则不宜辄加论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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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较详之史料考察，关于北魏洛都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影响，可得而言者，则有主建洛阳新都之人即李冲之家世一端。其人与河西关系密切，不待详述，故引史文以资论证，并据简略史料推测凉州都会姑臧宫城之规制。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是平城规制之直接影响于洛阳新都者亦即河西文化之间接作用也。《魏书》七下《高祖纪》（《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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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七年冬十月，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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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营建之任委之穆亮、李冲及董爵（《通鉴》一三九《齐纪》“永明十一年”作“董尔”）三人。此三人中穆亮仍代北旧人具有勋贵之资望，且职为司空，营国之事本冬官所掌，故以之领护此役；董爵则官将作大匠，建筑是其职务，故不得不使之参预其事，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魏书·李冲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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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机敏有巧思，洛阳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前文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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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其明证也。北魏太和洛阳营建规制今日尚可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约略得知，而其显异于前北国都皇居在南市场在北之特点，亦可于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所附图见之，不待详证也。然则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薰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兹设此假想，分别证述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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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李冲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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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意也。（同前文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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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晋之杜预以儒者而有巧思，其所创制颇多，见《晋书》三四《杜预传》，兹不具述，惟其中请建河桥于富平津一事尤与西晋首都洛阳之交通繁盛有关，甚为晋武帝赞赏。魏孝文之令李冲葬近杜预冢非仅有取于预遗令俭约之旨，亦实以冲之巧思有类乎预，故以此二人相比方也。《洛阳伽蓝记》三其叙城南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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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于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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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此非全出假想也，请更证之以《魏书》七九《成淹传》（《北史》四六《成淹传》同），其传文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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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淹，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祖升家于北海，父洪名犯显祖庙讳，仕刘义隆为抚军府中兵参军。刘彧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令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著作郎。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裴昭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执志不移，高祖敕尚书李冲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淹以状对，高祖诏冲曰：“我所用得人。”赐淹果食。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敕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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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得知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又成淹以南朝降人而受孝文帝之知赏，固由李冲之荐引，亦因淹本籍青州，习于水道运输，观其请建浮航及孝文令其主舟楫并知左右都水事等，可以推知。盖与蒋少游之隶籍青州（乐安博昌），故孝文修船乘，任之为都水使者，其事相类也（见前引《魏书·蒋少游传》）。但此经济政策其最高主动者虽为孝文帝本身，然洛都营建，李冲实司其事，故一反传统面朝背市之制，而置市场于城南者，当出于李冲之规画。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此寅恪所以言与其就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以为解释，无宁归功于河西系汉族李冲之实行性，较易可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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