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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养宦父姓，故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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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突承璀，闽人也，以黄门值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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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良，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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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少养于内侍杨玄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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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二〇八《宦者传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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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令孜，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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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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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兹先举二三显著之例，以见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后再推论其种族与统治阶级之关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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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樊川集》六《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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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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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四〇《职官典》末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议”（参《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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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赋，唯恤军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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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游河北序》乃世所习诵之文，兹为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起见，仍移写之于下，并略诠释，以佐证鄙说。至韩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为然之意固极明显，不待解说也。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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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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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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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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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子之不遇时，敬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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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庐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请俟后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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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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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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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观此数语，即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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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全唐诗》第五函《李益小传》（参《旧唐书》一三七《新唐书》二〇三《文艺传下·李益传》、《唐诗纪事》三〇、《全唐诗话》二，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益传》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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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宪宗时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幽州诗句，降居散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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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益之《献刘济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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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花偏落，驰年水不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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