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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李唐皇室与山东士族之关系亦有可略言者。考唐室累代其初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如《新唐书》九五《高俭传》（参考《旧唐书》六五《高士廉传》、《唐会要》三六“氏族”条、《贞观政要》七《礼乐篇》“贞观六年谓房玄龄”条、《旧唐书》七八《新唐书》一〇四《张行成传》、《旧唐书》八二《新唐书》二二三《奸臣传上·李义府传》、《通鉴》一九五“贞观十二年正月”条、《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七姓”条等）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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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由是诏士廉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检正真伪，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犹恃旧，不解人间何为贵之？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姓”《旧传》作“等”），班其书天下。高宗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义府耻其家无名，更刊定之，裁广类例。帝（高宗）自叙所以然，各以品位叙之，凡九等，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焉，目为“勋格”。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李〕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寅恪案：此为唐初情状，后来不如是也）。后房玄龄、魏征、李复与昏，故望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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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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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尝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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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鉴》二四八“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适郑颢”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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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弟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万寿〕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戏场。上（宣宗）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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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东观奏记·上》（参《唐语林》七《补遗》“万寿公主宣宗之女”条、《新唐书》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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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公主，上（宣帝）之女，将嫁，命择良婿。郑颢，相门子（寅恪案：颢之祖宪宗朝宰相），首科及第，声名籍甚，待昏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颢深衔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邠宁行营都统，行有日，奏曰：“颢不乐国姻，衔臣入骨，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一去玉阶，必媒蘖臣短，死无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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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前言山东士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故贞观天子钦定《氏族志》，虽可以降抑博陵崔氏第二房郁后之崔干为第三等（见《新唐书》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氏”条及《旧唐书》六〇、《新唐书》七八《淮安王神通传》），而开成皇帝不能禁其宰相之宁以女孙适九品卫佐之崔皋（皋之家世未及详考，然其为“七姓”之一，则无可疑也），而不愿其家人为皇太子妃。至大中朝借皇室之势，夺婚卢氏，其后君臣翁婿卒皆以此为深恨，又何足怪哉，帝王之大权不及社会之潜力，此类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数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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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乎此，则牛李（德裕）党派分野界画之所在，终可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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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语林》三《识鉴类》（参考《南部新书·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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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冑词采者居先，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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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陈郑为李（德裕）党，李杨为牛党，经术乃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传统之旧家学，词彩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之新工具。至孤立地胄之分别，乃因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如崔皋之家，转成孤寒之族。若李（珏）杨之流虽号称士族，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论其实质，亦与高宗、武后由进士词科进身之新兴阶级无异。迨其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助，如杨于陵、嗣复及杨虞卿、汝士等，一门父子兄弟俱以进士起家，致身通显（见《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五《杨虞卿传》及《南部新书·己》“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条等），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以巩固其新贵党类之门阀，而拔引孤寒之美德高名翻让与山东旧族之李德裕矣（见《摭言》七《好放孤寒门》“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条及《唐语林》七《补遗》“李卫公颇升寒素”条等），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也，请略征旧籍，证明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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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条（略见上引《新唐书·选举志》）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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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皆集会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李德裕）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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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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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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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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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贞良造朋党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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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借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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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疑《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春正月辛未”条（《新唐书》一六二《许孟容传》附季同传同），“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事”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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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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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似科举制度与结党无关者。但详考之，知《通鉴》此条及《新唐书·许孟容传》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其所言同年无情，乃牛党强自辩护之词，殊非实状也。夫唐代科举制度下座主门生及同年或同门关系之密切原为显著之事，可不详论，兹仅举三数例于下，亦足以为证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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