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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惓惓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此实可为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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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异志》（参《唐语林》四《贤媛类》、《南部新书·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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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前年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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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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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六《杨嗣复传》（《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不载同门结党之由，不及《旧传》之得其实，又《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可与参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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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谊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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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史言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此唐代科举同门关系之一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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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其记载略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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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六《补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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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为韩愈深所知，重于缙绅。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交结于贺，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稹惭恨而退。其后〔稹〕以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祖当作父）讳晋〔肃〕，不合应〔进士〕举，贺遂致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明之，竟不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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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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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观奏记·上》（参《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及《唐语林》三《识鉴类》）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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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宗伯，擢居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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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八三《崔彦昭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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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慢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寅恪案：此采自尉迟偓《中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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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言·散序进士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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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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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诸条，进士、明经二科在唐代社会其价值之高下，可以推知，不待广引也。又唐代社会于此二科之评价，有高下之殊，亦由当时政治之关系所致，盖朝廷与民众二者互相影响也。如《唐语林》四《企羡类》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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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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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上篇引《通典》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言，谓进士科之特见尊重，实始于高宗、武后时。薛元超为高宗朝晚年宰相，是与沈氏之语适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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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四四《选举志》（《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志”条同，又《新志》此条前已征引，今为解释便利之故，复节录数语于此）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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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即位，李德裕为宰相，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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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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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又敕：“自今进士发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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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请更取证于下列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