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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廷裕《东观奏记·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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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与一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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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考异》“大中二年”条引《〔宣宗〕实录》，并附按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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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二年〕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僚问太后起居。己卯复问起居，下遗令。是日太后崩。初上（宣宗）篡位，以宪宗遇弒，颇疑太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六月贬礼院检讨官王皡为润州句容令，以皡抗疏请郭后合葬景陵（宪宗陵名）配飨宪宗庙室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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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按，《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若无此事，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皡争之，疑以传疑，今参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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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元和末年内廷阉寺吐突承璀一派欲以澧王恽继皇位，王守澄一派欲立遂王宥即后来之穆宗，竞争至剧。吐突承璀之党失败，宪宗遇弒，穆宗因得王守澄党之拥戴而继位矣。至郭后乃穆宗之生母，其预知弑逆之谋，似甚可能。司马君实所论虽不失史家审慎忠厚之旨，但参取两端，颇近模棱，难以信从。盖裴廷裕比穆宗于商臣，若非确有所据，必不敢为此诬妄之说也。鄙意郭后之暴崩傥果出于宣宗之志，则崩前一日何不可预作伏笔？或者，即因有前日寝疾之诏，遂促成次日暴崩之事乎？总之，宫掖事秘，虽不宜遽断，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阉寺党派之竞争二端，与此唐室中兴英主宪宗之结局有关，则无可疑也（钟辂《前定录》“李生”条亦纪懿安太后为宣宗幽崩事，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四所载郭太后被药杀事，则年月名号俱有讹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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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内廷阉寺中吐突承璀之党即主张用兵之党既失败，其反对党得胜，拥立穆宗，故外朝宰相即此反对党之附属品，自然亦不主张用兵，而“销兵”之议遂成长庆一朝之国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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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六《穆宗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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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元年二月乙酉，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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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略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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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此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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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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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旧唐书》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一七四《元稹传》略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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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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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参考《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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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文宗）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王〕守澄观车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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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李训传》明言崔潭峻为元和逆党，但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则《旧唐书·元稹传》“长庆初潭峻归朝”之语微有未妥，故《新唐书·元稹传》改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也。夫潭峻既为拥立穆宗之元和逆党中人，其主张“销兵”自不待言，于是知元才子《连昌宫词》全篇主旨所在之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一语，实关涉当时政局国策，世之治史读诗者幸勿等闲放过也（参考一九三二年六月《清华学报》拙著《读〈连昌宫词〉质疑》。又宦官王践言为元和逆党之一，而文宗大和九年八月丙申诏书以李德裕与之连结者，盖践言曾言送还吐蕃悉怛谋之非计，与德裕主张相合，李训、郑注遂借之以为说耳。详见《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四、《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等，兹不能悉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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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八《敬宗纪》（参考《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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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讳湛，穆宗长子也，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长庆二年穆宗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左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而翰林学士两省官相次皆以为言。穆宗疾少间，宰相李逢吉请立景王为皇太子（癸巳诏以景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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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三《李绅传》（《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同）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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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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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党刘轲《牛羊日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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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不豫，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时牛僧孺独怀异志，欲立诸子。僧儒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谦、王守澄将不利于上”，又使杨虞卿汉公辈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谋废立”，又于街衢门墙上施榜，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寅恪案：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广张之效颦外国政党宣传标语，岂知中国人早已发明此方法耶？可笑，可叹！），冀谋大乱。其凶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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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敬宗为穆宗长子，故外朝诸臣请立为皇储，又值穆宗初即位，元和逆党方盛之时，其党魁王守澄既赞成其事，而穆宗不久即崩，其皇位继承权所以幸未动摇也。然观外廷士大夫如李逢吉、刘轲之流俱借皇储问题互诋其政敌，并牵涉禁中阉寺党魁，则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与外朝士大夫党派互相关系，于此复得一例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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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新唐书》八《敬宗纪》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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