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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得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与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兹复别引史籍，以为证明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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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四〇《韦皋传》（《新唐书》一五八《韦皋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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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以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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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二二二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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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五年，〔异牟寻〕遗〔韦〕皋书曰：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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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一二九《韩滉传》（《新唐书》一二六《韩休传》附滉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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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寅恪案：《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七月丙午，两浙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江淮转运使）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贞元二年十一月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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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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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赏〕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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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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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三二“贞元三年七月”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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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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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二三三“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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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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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著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十一月条），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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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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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借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之小邦，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他外族更有不同。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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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擅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借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折之枢纽者也。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借作一例。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上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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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一九七纪“唐太宗伐高丽事”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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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宗）将征高丽。〔贞观十八年〕秋七月（大尽）辛卯（二十日）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二十三日）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冬十月（大尽）甲寅（十四日）车驾行幸洛阳（寅恪案：在今河南洛阳县。《通典》一七七《州郡典》河南府洛州去西京八百五十里）。十一月（大尽）壬申（初二日）至洛阳。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诣洛阳。甲午（二十四日）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人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三十日）诸军大集于幽州（寅恪案：在今河北蓟县。《通典》一七八《州郡典》范阳郡幽州今理蓟县，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手诏谕天下，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十二月（小尽）甲寅（十四日）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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