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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疆域的整合过程，既是一个疆域不同区域的尤其是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同质性增强和异质性减少的过程中，也是疆域的不同区域之间日渐紧密和日渐整体化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起作用的因素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概括起来看，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或相关的政治事件促成的整合，即政治整合；二是经由各种经济交往或经济过程而实现的整合，即经济整合；三是经由文化的传播和教化而形成的整合，即文化整合；四是通过人口流动、人员的交往和交流而促成的整合，即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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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疆域政治整合的层面，一切促成或导致王朝国家疆域同质化和整体化的机制，都会在王朝国家疆域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政权制度[13]。这样的制度不仅将各个地方确定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行政区域，确保中央权威的实施，而且通过统一的制度而达成了各个区域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是王朝统治中的内外一体思维。随着王朝对边疆在国家治理中意义的认识的加深，一些开明的统治者逐渐突破了边疆与核心的华夷之分的桎梏[14]，采取了以促进边疆与内地同质化发展的边疆治理政策，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整合。此外，政治中心——王朝的首都和国家分裂时期多个地方政治体系建立的政治中心——的移动，以及南北政治力量、中原王朝与边疆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治势力的冲突和对峙等，都在国家疆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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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疆域的经济整合方面，那些通过经济联系而增加王朝国家不同区域的同质性的因素，都能在疆域整合中发挥作用。其中，农业耕作技术由内地向边疆的传播、内地与边疆之间的通商贸易、边疆地区以金属矿产为主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都在疆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的修筑。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对南北经济联系的巩固和疆域整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华北和华南地区之间自古就存在严重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曾对中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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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疆域的文化整合，突出表现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基于中华文化的教育和教化方式的普及方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依托于处于强势的中华文明而广泛传播。其传播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于王朝国家的范畴。这样的文化在王朝国家疆域内的传播，尤其是由核心区向边疆的传播，由于长期持续而对疆域整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并行不悖的官学制度在王朝设治的范围内的推行，不仅强化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且在全面的文化同质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做法增强了王朝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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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国家疆域整合的进程中，由于人口的迁徙尤其是官方推动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如移民实边）、基于王朝安全和军事目的的屯垦戍边、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的推行、由内地通往边疆的道路的修筑（如秦修筑的五尺道）等社会性机制，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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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过程或机制，如果只是实行几年乃至百十年，其作用可能会十分有限。但事实是，这些措施在王朝国家历史上已经实施了数千年，因此，它对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的作用就十分重大而深远。由于这些措施的长期实施，它有效地提升或增强了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同质性，增强了不同区域人民对王朝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疆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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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对边疆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由于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取得了成效，疆域内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异质性逐渐降低，边疆的文化属性也逐步淡化——人们不再把边疆看作是异族生活的区域，或者这些看法被逐渐淡化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边疆的思维逐渐得到强化，于是便逐渐促成了人们更多地把边疆看作国家疆域中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而区分出来的特殊区域，从而导致边疆内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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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的面貌在持续的治理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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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之所以要将疆域内的边缘性部分区分出来并将其认定为边疆，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理。所以，边疆的确立、范围的划定和调整，都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这个本质性的要求，边疆的确定就失去了意义。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该区已经成为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对所属国家的治理以及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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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国家以后，王朝统治范围内那些边缘性区域，虽然已经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的范围[16]，但是，一方面，它处于王朝核心区的外围，远离王朝统治的中心，王朝对其进行的统治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这里的居民有着特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并逐渐凝聚成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因此，从王朝国家统治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这里不断地产生和存在着与核心区不同的矛盾和问题，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群体还会时服时叛。如果运用国家权力对这些区域进行有效的治理，那么，这里就会成为王朝国家巩固的边疆，对王朝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并成为王朝国家安全的屏障。反之，王朝国家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这里就会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策源地，当地的居民或民族群体就会与王朝国家反目，并弃之而去，使工朝国家的统治范围向内收缩，边疆的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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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既是王朝国家疆域内明确地区别于核心区的部分，又由于自身的特殊而对王朝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边疆的治理也就成为王朝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秦代至清代，统一的王朝尤其是王朝的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王朝分裂后的地方政权，也大都重视对王朝原先疆域内的边疆的治理。与此同时，也由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持续的治理，边疆的面貌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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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边疆治理实践中，王朝国家形成了倾向性的边疆治理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的思想，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方面的基础。”[17]的确，班固在《汉书》中曾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道”[18]的说法，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王朝国家在历史上也曾建立了内容丰富的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而这些制度和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积极的边疆治理态度，却并不是“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的思想所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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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在开展边疆治理的过程中，还有针对性地建立一系列的边疆制度。其中，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就是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羁縻制度在秦汉时期开始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正式实施，唐代全面推行并逐渐规范化和系统化，宋代仍然沿袭。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周边其他民族群体的政权归附中央王朝后，中央王朝便不改变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政权设置，而是将其纳入国家制度框架，并对少数民族的首领进行册封，由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自主管理原来的区域。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对边疆地区的人民进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统治方法。土司制度则是元、明、清三代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土司制始于元代，它仍然是承认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并以其统治当地人民，但把羁縻的内涵进一步发展了。首先，它不笼统地将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少数民族政权设置为羁縻府、州、县（峒），而是根据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所辖领地范围和人口数量，以及对朝廷的忠诚度和贡献大小，分别设置管军政事务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蛮夷长官司，管民政的路总管府、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以及土巡检、土千户、土百户、土酋吏等，细化了机构设置；其次，由朝廷直接任免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官员，将各地土司隶属于行省，受其节制，从而把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到全国统一的政权制度中。明代仍然沿袭土司制，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在东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军事性质的“羁縻卫所”；二是在土司和土官政权中插入直接由朝廷任命的流官，逐步推行土流并治；三是加强了对土司和土官品级管理和纳贡、封赏管理。清代继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但实施的范围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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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中那些重视边疆治理的朝代，大都制订了专门解决当时面临的突出边疆问题的政策，其内涵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许多学者作过深入研究的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本质也是为了应对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群体引发的问题而制定，其实就是边疆政策。遗憾的是，研究往往注重从民族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政策，尤其是引入了现代民族的观念来进行解读，于是便脱离了政策出台当时边疆的环境和边疆治理的需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边疆治理的内涵，最终无法准确揭示这些政策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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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既有得也有失，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如果具体地考察每个朝代的边疆治理，还能够总结出若干值得记取的教训。但从整体上看，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是值得肯定的，的确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长期的边疆治理，尤其是有效的边疆治理，反过来又对边疆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边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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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积极效果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仅仅从边疆自身变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巩固了边疆，扩大了国家的疆域。历史上的边疆，许多区域是不稳定的，完全有可能从王朝国家的疆域中分离出去。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时服时叛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经过长期的边疆治理，这些边疆区域与王朝国家的关系逐渐巩固，进而成为王朝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有效地扩大了王朝国家的疆域。二是促进了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了边疆与内地的同质性。王朝国家的边疆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具有突出的异质性。也正是由于如此，王朝国家要采取不同于核心区的方式和政策进行治理。但经过长期的治理，边疆地区与核心区的同质性逐渐增多，异质性逐渐减少，以至于王朝国家逐渐调整和改变原来的政策。如作为羁縻制度之延续的土司制度，在实施了一定时间后便进行了调整。明代便开始在一些土司统治区实现以革除土官的统治，废除土司政权，以流官代替土官，将土府州县改为一般的府州县为主要内容的“改土归流”。清代则进一步加大了“改土归流”的力度，大规模地推行之。三是支持了王朝国家的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支撑。经过边疆治理而达成的边疆的巩固和稳定，不仅扩大了王朝国家统治的范围，增加了王朝国家的人口，增强了王朝国家的安全保障，而且增大了王朝国家的资源储量，为王朝国家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资源保障。此外，边疆发展与核心区发展、边疆人民与内地人民的交往和交流，又成为国家发展和强盛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生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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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无边界的边疆到有边界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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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王朝国家边疆发展演变过程中，王朝的边疆由无边界的边疆演变为有边界的边疆，是一个影响深远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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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划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措施加以治理，始于秦汉之际。这个在王朝统治的巨大疆域内被区分出来的部分，便是所谓的边疆。但是，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这个边缘性区域被区分出来作为边疆，较多地是基于文化上的考虑。即这里生活着的是被称之为四夷或夷狄的人群。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看来，“内华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右初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19]。在这里，边疆在空间距离上的遥远是通过文化上的差异而确认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边疆从本质上看是文化上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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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边疆是以王朝的所在地为中心，以王朝统治的传统区域为主体而划分的，当然没有边界也不可能有边界。不仅如此，这样的边疆会随着王朝国家对疆域的控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化，也就是说，它既会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而向外扩大，也会由于国家能力不济而向内收缩；边疆既可以扩大，也可能收缩，甚至失而复得。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边疆的扩大，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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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现实，一些论者对这样的疆域扩张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挤压进行过义愤填膺的批判。其实，这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不理解或误解。自从人类社会建立了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体系并凭借这个强大的政治权力体系而按地域进行治理以后，人类便进入国家时代。在人类漫长的国家历史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处于无主权阶段，既无主权观念，更无主权规则和主权体制。没有主权约束的国家，都是也完全可能凭借国家的实力而拓展自己的控制范围或疆域。这是国家竞争的一种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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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形成得比较晚，而且是首先形成于西方国家。1576年，让·博丹（1530—1596）在其所著的论《共和六书》提出了“主权”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利”。1625年，格劳秀斯（1583—1645）在其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把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不过，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长达30年的战争以及在此过程中签署的一系列和约实现的，从而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10月签订的《西荷和约》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争端的解决方式。但是，主权原则和主权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遵循，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以后。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系列国际规则、国际体系的建立，人类逐渐步入全球化时代，国家疆域的超主权形态也逐渐浮出水面，从而导致人类逐渐向超主权的时代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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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随着国家主权体制的建立，国家的疆域就演变为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即领土。划定国家领土范围的边界，是由国家间的条约确定的，并且与领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突出的主权涵义。而领土、边界等，都不过是体现或表达国家主权内涵的具体形式，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国家主权体系，就没有领土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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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上开始划定边疆的时候，以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朝国家的疆域都没有领土的性质，也没有边界的约束。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主权、领土这样的思想和体制的情况下，就用后来才出现的主权、领土的思想来批判前人的做法，是十分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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