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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形成过主权观念，也没有领土和边界的概念。对于主权、领土和边界的观念，不仅是王朝国家在与其他已经形成主权、领土和边界的国家的碰撞中接触到的，而且是通过无数惨痛的教训才获得深入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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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历史上最早接触边界，是通过与沙皇俄国签订的条约。到了17、18世纪，古老的没有能够与之匹敌对象的王朝国家，与另外一个强大并不断向外扩张的国家共同体不期而遇并发生了直接碰撞。1643年后的十年间，充满野心的沙俄三次将势力扩张到王朝国家疆域内的黑龙江流域。清王朝在1685年和1686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击，才使沙俄向东部的扩张受到遏制。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清王朝的要求，中俄通过谈判于1689年8月2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随后，又在1727年9月1日签订《不连斯奇条约》。[20]通过这样两个带有明显主权涵义的国家间条约，王朝国家有了固定的边界，从而在王朝国家历史上开了以条约方式确定国家边界的先河。也正是由于如此，世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主权[21]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外部嵌入到王朝国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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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来看，自从有了边界以后，王朝国家长期存在的那种以王朝所在地为中心，以王朝的核心区为主体由内而外地划定边疆，从而把远辟的夷狄之区界定为边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有了这样一种带有主权涵义的边界以后，王朝国家的边疆就不仅要由内及外地划定，也要由外及内地确定。于是，王朝国家的边疆，就不仅具有了内部分界线，也有了明确的外部边际线。在这样的条件下，王朝国家的边疆向外推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不存在了。这样的思维和做法，强化了从疆域的角度划定边疆的思维，使边疆的文化涵义得到削弱，地域的涵义开始增强，引起了传统边疆观念的根本性变化。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地域的角度看待和确定边疆了。不过，王朝国家的主权、边界的观念，以及边疆的明确界限，则是经由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得到强化的。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不仅让王朝国家丧失大片边疆，而且从反面向王朝国家和国人灌输了条约意识和通过条约确定边界的意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国界划定边疆的外部边际线的观念，也因此使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逐步具有了某些现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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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民族国家构建对边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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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界定的，它的特性是国家赋予的。因此，边疆有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但也受到国家主体的根本性影响。国家自身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导致国家疆域和边疆的重大改变。对于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发展和演变来说，国家形态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对边疆的影响最为根本，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直接导致了中国疆域和边疆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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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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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上，秦代就是典型的王朝国家。直到最后一个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各个统一的王朝，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到清，中国都处于王朝国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既标志着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结束，也意味着构建民族国家进程的开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由王朝国家发展为民族国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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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内的一些论者并不承认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中国一直是多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更有论者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种历史的虚构。[22]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正确，其实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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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文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自于英文的“nation－state”。作为一种以“民族”来界定的国家形态，自然是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但是，不论是对“民族”（nation）还是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都不能作望文生义的认识和理解，而必须将其放到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最早出现“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欧洲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去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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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是为解决当时根本性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创设的制度结构或制度框架。民族国家出现前的“封建的欧洲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等更多地是一些地理概念，是一些广大的地理范围，对一般百姓来说，它们表达的意义并不比一座小丘或一块沼泽的名称在内容上具有更丰富的含义”[23]。实际存在的是一个“结合了世界主义的理念和地方主义现实”的体系[24]，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盛行，人们只知道效忠于领主、效忠于城市或效忠于地方。但是，众多的封建割据的政治实体又接受罗马教皇的统治。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25]。这样一种具有国家特性的政治体系，一些学者将其界定为“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但到了中世纪的末期，长期被虚置的君主们依托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渐壮大的市民的力量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并获得了独立主权[26]，从而创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王朝国家，并最终取代了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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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日益加强了王权，而且也逐渐将国家共同体内的居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和稳定的人群共同体。这个由王朝国家整合而成的人群共同体，就是所谓的民族（nation）。因此，“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7]。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发展起来以后，尤其是民族意识觉醒以后，就逐渐成为国家共同体内一股足以抗衡国家政权的强大社会力量，并常常与王朝政权发生摩擦和冲突。为了解决日渐觉醒的民族与王朝的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一种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为目的的制度框架被创造出来了。这种新的国家制度结构，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它虽然以“民族”（nation）来定义国家，但它是一种实现“民族”与“国家”结合——通过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实现结合——的制度框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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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形成以后，它一方面给“民族”披上了国家的外衣，使其具有了国家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给“国家”注入了“民族”的内涵，并由于使“民族”和“国家”相得益彰而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为欧洲国家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也依托于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世界性影响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导致了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进而促成了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使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元和法律单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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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就建立了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有着悠久的国家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进程。在这样的国家形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王朝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但是，当西方的民族国家将势力拓展到古老王朝的面前的时候，闭关锁国的王朝的大门最终还是被代表西方民族国家力量的大炮和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的力量所冲破，古老的王朝国家逐渐沦为西方民族国家的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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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受到强烈外部冲击的古老中国，面临着要么继续延续王朝国家要么学习并采取西方的民族国家形式的选择。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近代文明充分显示其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保留王朝国家就会游离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外，并面临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巨大压力而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鸦片战争后饱受西方欺凌的古老中国，最终选择了民族国家。从中国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进程来看，构建民族国家并非主动的创建，而是一种被动的和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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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王朝国家的历史，构建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方面，它全面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国家结构、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另一方面，它促成了僻居一方的古老王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逐渐走上了世界舞台，并成为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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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国家构建是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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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叶遭遇到东扩的沙皇俄国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基本上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在不受外部势力干扰的情况下自主发展。但是，在与强大的沙俄政权直接接触以后，不仅相互间的碰撞屡屡发生，而且建立了民族国家又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经济优势的西方列强又接踵而至。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民族国家的优势充分的显现，中国古老王朝国家的劣势也充分暴露出来。实践证明，王朝国家完全没有与西方列强直接对抗的资本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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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西方商品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纷至沓来，便形成了所谓的“西学东渐”。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不仅冲击着中国人禁锢了数千年的思想，也唤醒了中国人，并引起了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和道路的探索。在这样的艰难探索过程中，不乏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和现实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王朝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比较。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就是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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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族国家体制、西方宪政思想影响日渐深化和凸显的背景下，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构建民族国家的道路。显然，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在某个历史时刻决定的，也不是由谁决定的，而是在传统的王朝日渐衰落和西方影响日渐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从而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为这样的选择准备思想观念条件的过程开始得比较早一些，而且自然渐进的特征更为明显。而直接推动民族国家体制构建的实际进程，则显然是在推翻最后一个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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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创设民族国家这种制度框架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并最终使民族国家由可能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国一旦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民族国家也就由追求变成为现实了。而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来说，这样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是与国家相结合的统一的民族即国族的形成，二是国家主权的独立，三是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框架的建立。而这样三个条件，基本上是在20世纪前半期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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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逐渐地形成了。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人们通过用“中华民族”来笼统地指称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所有民族群体。但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并非支撑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国族。作为支撑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国族这个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族体单位。而这样的中华民族，是在近代逐渐构建起来的。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30]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梁启超在引入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后，创建了“中华民族”概念，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准备好了族称；二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各个民族共同体，在外敌入侵和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情况下，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过程中凝聚为命运共同体，并接受和认同了“中华民族”的族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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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主权最终获得了独立。不论是从概念的角度来看还是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说，国家主权都不是中国国家发展或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是典型的舶来品。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将势力延伸到古老的王朝国家的大门口的背景下，通过一次次与西方主权国家的碰撞，尤其是在列强的压迫下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而使国家丧失主权的痛楚中，中国人逐渐明确了主权的涵义，以及丧失主权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接受了国家主权的观念。与此同时，争取主权独立和维护领土完整的斗争也逐渐形成。在长期的争取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尤其是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并凝聚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意识日渐清晰。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终于获得了主权独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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