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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权取向。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主观取向表征的是他们对国家现行政治权力运作方式的基本态度。虽然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主观取向总是会随着自身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的时代境遇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边疆人民的政权取向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对国家政权的忠顺、效忠和支持；另一种是对国家政权的疏离、冷漠甚至反对。前者对国家政权在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后者则会消损国家政权在边疆的权威基础，进而引发国家政权力量与边疆政治体系的矛盾，导致难以预知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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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上来看，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观取向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其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保护程度；二是国家对其民族利益获取的保障程度及民族间争端调解的水平和能力。前者从目前边疆形势来看，边疆人民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文字符号、风俗习惯等都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和保障，因而赢得了边疆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极大支持。后者则是国家政权通过经济扶贫、政策优惠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疆人民的生活压力，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水平。但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及边疆人民的利益满足程度都是由边疆人民的观念和主观体验决定的。显然，在我国的部分边疆地区，宗教权威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在不断增长，利益需求也在不断延伸和拓展，政治诉求也在不断扩大，这对国家政权在边疆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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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游戏规则意识。游戏规则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逐步演变发展出来的一套规范政治运行的规范和法则。现代政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游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法制以及平等、自由。边疆人民的游戏规则意识所强调的正是他们对围绕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等核心游戏规则的主观取向。当然，除此之外，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族际互动中也会形成一些游戏规则，由此也会形成一定的游戏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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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的各个民族因为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性，其对现代政治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等的主观取向有极大的不同，有的地方的宗法观念还非常突出，有的地方的宗教影响力很大，有的地方的传统权威如侗款制度、议榔制度等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对于边疆绝大多数地方来说，其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并不十分强烈，其对民主的渴望更多的是希望国家及地方政府能够有利于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基本利益，而不是程序民主，其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多是诉诸于传统的秩序权威而非法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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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人民的族际互动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游戏规则应主要体现为互助、平等、团结。但现实中各民族形成的游戏规则意识往往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平等互利。在我国不少多民族聚居地方，通过通婚、商贸合作、生产互助等方式，使民族之间加强了互动和融合，建立起平等互利的规则意识；二是恃强凌弱。在多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方，有的民族无论在经济上、人口规模上都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在族际互动中就可能会欺压其他的弱势民族；三是依附发展。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群体为了谋求发展，就可能会主动讨好甚至攀附强势民族，在重大政治主张和选择问题上完全服从强势民族的意志；四是封闭自保。这主要是我国部分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山地民族，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往往回避冲突。正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游戏规则意识差异性非常突出，使我们边疆地区的族际政治也变得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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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政治过程取向。政治过程是描述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概念。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把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成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输入和输出是体系同环境之间的交换。转换过程则是政治体系内部的”[17]。实际上政治过程所突出的体系与环境的互动更为主要的体现应该是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两个环境。输入主要是对政治体系的要求和支持，输出主要包括资源的提取、产品分配、行为管制和各种象征性符号等内容。边疆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取向主要包括他们对政治体系输入和输出的基本态度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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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民对政治体系输入的主要取向涉及到三个层次：一是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主观取向；二是对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主观取向；三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政治体系的主观取向。显然，因为边疆政治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的末端，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有的甚至对国家的认识都是不清晰的，很难形成参与性的积极态度。而民族自治政治体系不仅由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民族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也能为其利益表达提供通道，受到边疆民族精英的极大关注，但普通民众对此并不十分关切。对于绝大部分边疆人民而言，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基层政治体系的输入，其不仅能感受到利益表达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也能真切体会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因此，边疆政治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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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民对政治体系输出的主观取向，相对于输入取向而言要更加显性化。一方面是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接连推行的民族政策对边疆人民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影响非常之大，边疆人民深刻感受到政治体系输出的政策对他们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边疆人民普遍对政府政策输出怀抱较高的期待，希望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某些地方在被迫裹挟进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政府甚至有极大的依赖性。当这种期待难以实现时，边疆人民很容易产生心理剥夺感，从而影响国家在边疆社会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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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变迁中边疆政治文化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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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我国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正在急剧变化，边疆部分地区的民族意识也呈现出日益旺盛的趋势，而国家认同也在部分地区渐入相对弱化的境地。边疆政治认同尤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在协调性、一致性增长的同时，部分矛盾与冲突性因素也或隐或现地存在并在局部地区还表现得相对突出，这为我国的边疆政治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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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行民族政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与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族识别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发展政策、民族语言政策等；二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三是为了解决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差距，保证合理的社会参与而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在调整国内民族关系，形成平等的民族关系，促进边疆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对于民族政策中的一些可能导致民族意识过快增长的因素也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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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教授曾经指出，在全体国民的身份中正式地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分”，而且使之固定化，这种制度性安排可能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而一些针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保障少数族群政治权利的同时，一方面，也有可能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群体的边界；另一方面，可能在实际上加速了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强化了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意识，使人们对于群体内部个体之间差异的认识集中在国家提供机会的差异上。从一般意义上说，随着民族间的这种分界意识的不断强化，民族利益意识的日趋旺盛，不可避免地会在我国边疆的部分地区引发政治认同的局部性冲突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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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性不平衡及其影响。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普遍问题。由于受制于区位、资源、劳动力、科技、制度、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适度的区域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说有利于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和合作。但倘使发展差距过大，尤其是区域发展的差距存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则容易使落后区域产生“相对剥离感”，诱发区域间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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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相当薄弱，贫困覆盖面相对还比较广，甚至“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18]。对于我国这一现实，有学者称，“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广东代表第一世界；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二世界；中部城市为第三世界；西部边疆地区为第四世界”[19]。这样的边疆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生活在边疆的干部群众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影响边疆地区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边疆人民对政策输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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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及其冲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边疆地区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深水区”——因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20]。事实上，现代化既是一个消解多元化、实现同质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时常制造异质和多元的过程。因为在边疆生活着的一些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了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抗拒情绪。为了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和优越感，边疆少数民族往往形成对民族认同的强烈诉求。“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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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化对边疆的不同民族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民族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又不一样，这种适应能力的差异会带来现实利益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影响又往往会激起某些民族因其利益获取能力的不足从而在利益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如果没有政策优惠的及时补给，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并非是客观的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心理失衡，而是人们认为其应该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他们实际上所能得到或维持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差异——而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及人际间良好的沟通手段而扩大，族际的隔阂随之加大，最后就有可能引发边疆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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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边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与破坏。民族分裂主义是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为。它的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分裂祖国，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定和幸福生活。民族分裂主义者是一小撮顽固的反共势力，他们迎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搞所谓“西藏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妄图把西藏和新疆从中国版图上永远分裂出去，制造分裂主义舆论，挑起民族仇恨，有预谋地进行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破坏生产、生活设施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残害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宗教人士、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它们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的破坏活动，虽然有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的外衣，但实质上不是民族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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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是西方列强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当代伊斯兰复兴的疯狂推行者，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帮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它与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具有很大的煽动性、欺骗性和危险性。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所有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和破坏都极有可能激化我国边疆部分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情绪，进而甚至可能使部分民族激进分子演化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这对我国边疆的国家认同乃至边疆稳定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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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边疆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的成就仍然是主流，但对于部分区域存在政治文化困境尤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性问题是值得警惕的。一般而言，除了国家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及境外势力的影响之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边疆各个民族产生的利益诉求及其回应，传统民族文化及其规范意识与国家共同文化的融合度等因素都可能会对我国边疆的政治文化建设产生影响。伴随着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政治文化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认同问题在边疆的部分地区正在不断加剧，民族作为一种“原生性”的文化群体，它的族群性质在不断强化的同时，被赋予了一定的“工具性”内涵——民族身份成为了一部分群体获取“特殊利益”的工具，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族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工具理性”不断增长，被不怀好意的敌对分裂势力引诱，边疆的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现实的形势催迫我们必须强化政治文化建设，促进边疆政治认同的提升，重构我国在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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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建新：《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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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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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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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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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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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汉书·西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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