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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畸形消费行为频繁发生。近年来，随着边疆广大群众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许多原有的畸形消费行为出现了回归现象，并在新的条件下有所扩大。一是日常生活的迎来送往和婚丧嫁娶中讲排场比阔气之风愈演愈烈。如云南大理喜洲一带的白族，举行一次婚礼宴请通常在150—200桌，花费达3万—5万元，有的甚至更多。二是用于酒的消费过大。“以酒为荣，逢客必敬，以酒为饭，有酒必喝”的消费行为在边疆一些干部群众中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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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生活方式失范。当前宗教生活方式的失范除了宗教消费开支过大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宗教观念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边境一带的部分佤族，至今仍把疾病看作是鬼魂的产物，生病不愿去卫生院，而是杀鸡杀猪来祭鬼神。这对民众的健康往往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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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赌博和吸毒。这是近年来在一些民族地区出现的恶劣的违法消费行为。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逐渐衰落，加上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后，文化娱乐活动相对匮乏，一些人开始以赌博为乐，逐渐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如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壮族地区，尤其是在聚居区较大、宗教分布较复杂、外来人员较集中的乡镇或村公所附近和交通要道，赌博之风很盛。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随着国门和山门打开，毒品也侵入了边疆部分地区并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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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五节 边疆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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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文化是边疆人民对现行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主观取向。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边疆社会尤其是边疆政治的变化和发展。边疆人民的政治文化是我国统一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同边疆的地域特点和人民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边疆人民形成的相对于国家主导性政治文化的亚文化或次级文化，才使得边疆的政治形态区别于国家的其他区域，也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边疆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政治文化特点来推进政治发展，将边疆社会有效地整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从而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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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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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要理解边疆的政治文化，就必须深入边疆社会的具体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挖掘。因此，我们必须要探索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边疆政治文化的特点，从而为深刻理解边疆政治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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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涉及多个方面，早在秦汉时期，边疆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王朝国家时代多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边疆的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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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边疆的政治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具体讨论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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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理环境。人们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生产生活，并与其他人或人群共同体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早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的地域区隔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民族群体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疆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边疆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边疆与中东部地区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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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形式。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边疆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从秦王朝在边疆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边疆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时期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边疆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边疆部分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与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适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边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边疆各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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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习俗。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边疆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边疆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边疆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内容。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弘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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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边疆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制度形态和宗教习俗，才塑造了边疆社会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使其政治文化的生成与中东部地区具有不同的内涵。边疆的政治文化在现实中主要表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封闭性。无论是生活在边疆高山区和半山区的人们，还是戈壁草滩、森林草原，边疆的民众大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封闭的自然生境中，其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生活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二是多样性。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边疆每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反映。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多样性；三是低层次性。边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整体上说都还处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较低层次，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以及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处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低层次；四是质朴性。质朴深厚的政治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政治传统，是边疆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心理取向。无论是东北边疆还是西南边疆地区，在反帝反封中逐步凝聚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意识都是发自内心的，不仅质朴而且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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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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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是表征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一种主观取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等成分。而政治体系本身的内容、结构都相当复杂和丰富，人们对此形成的认知、产生的情感和进行评价的内容、侧重点和深度都会呈现出复杂、丰富和差异性等特点。但是，政治文化也有其核心内容。美国学者罗森邦曾将政治文化的核心成分区分为对政府结构、对政治系统内的他人和对本人政治活动的取向，进而将这三大取向进一步细分为政权取向、对政府输入和输出的取向、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游戏规则、政府能力、政府效能等七个方面。[14]罗森邦的这种对政治文化的划分方式在研究中被普遍响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显然，我们所要研究的边疆政治文化也是由复杂的结构性内涵的，为了便于更加全面和有效地认识边疆政治文化，我们有必要将政治文化具体分解出来，在此基础上，由点到面地呈现出边疆政治文化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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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民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主观取向设计的范围较为广泛，从罗森邦对政治文化的界分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但是，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民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和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其政治文化更加突出地表现在边疆各民族共同体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两个层面上。因此，我们在具体讨论边疆政治文化时，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与这两个方面紧密相关的内容。下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边疆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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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认同。边疆人民的政治认同是生活在边疆的各个民族群体对置身其中的各个政治单位的体验和归属感。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其政治认同不仅包含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国家政权在地方的代理者即地方政治体系，还包括少数民族自己的政治体系和社区单位。对某一政治单位的认同程度不仅表现为对该政治体系的参与，也表现为对其的义务感、支持感和效忠程度。生活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各自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同时又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这两种认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相互关系的格局，尤其是国家认同的程度以及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对我国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国家意义。所以，“如何处理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认同问题，尤其是维护国家认同的地位，既是边疆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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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大部分边疆地区融入国家政治体系的过程不一致，有的对国家的认同感培育的时间周期较短，很多又是跨境民族，民族间的往来不断，而国家观念却并不十分清晰，很多对国家体系以及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缺乏认识和了解，国家认同感并不是十分强烈。相反，民族单位和传统民族政治体系却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对其认同感相对较为明显。当然，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可能会引发政治认同危机，诱发一定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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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信任。边疆人民的政治信任是边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与他人一起工作或共事时所抱有的一种开放、合作和宽容的态度，是“对其他政治活动者的一整套认识、信念、感情和判断”[16]。边疆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方，生活着多个民族群体，边疆人民的政治信任正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之间政治互动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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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政治信任程度较高，他们之间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统，较为容易保持高度的相互认同，彼此之间的政治信任较为容易建立。当然，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支系，有的支系之间甚至存在极大的差异，尤其是这种差异性因地域关系的疏离而显现出来，甚至支系之间还伴有一定的利益冲突时，彼此之间的政治信任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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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信任情况则较为复杂。他们都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有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发生过直接的冲突，甚至有的民族还受到过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尽管新中国以来，民族压迫政策已经逐步消除了，但现实的利益冲突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民族纠纷并未休止。因此，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信任仍旧存在一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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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政治信任相比较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而言，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在王朝国家时代，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采取过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彼此之间的政治隔阂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施了许多民族优惠政策，在争取少数民族政治信任的同时，也激发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政治信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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