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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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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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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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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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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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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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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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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章 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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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运行的政府是构成边疆政治的主要内容，前者塑造了中国边疆的政治形态，而后者则主导着边疆的政府过程。历史上的边疆，由于同核心区的地域差异及文化分殊等方面的原因，因而形成了不同于核心区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中建立并运行的政府。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新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的建立，边疆被重新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边疆的政治制度因此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和同质化，边疆的政府也成为了中国政府体系中的一级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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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一节 边疆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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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边疆是伴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的边疆大致经历了古代和近代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并逐渐形成了与中心区明显有别的特殊政治制度，以及在这一特殊政治制度环境中建立和运行的政府。这些制度和政府，构成了历史上边疆政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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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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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是构成中国古代边疆政治的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古代中国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古代中国边疆政治制度与政府的建立、发展和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民族地理因素的影响，二者同“华夏中心主义”的形成及“华夷秩序”的最终确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先秦时期，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四周的其他民族集团被统称为“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和南蛮[2]，并居于“九州”之外。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在建立后就根据与周边部族、方国关系的亲疏远近将其统辖的疆土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并在政治上形成了以王畿地区为中心的五服观或服事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贡纳等政治义务差序格局。[3]在夏商之后，这一观念被历代中央王朝继承了下来。这种“一点四方”、由内而外渐次展开的政治地理空间认知方式，不仅直接影响了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边疆观，还影响了古代王朝国家“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4]和以此为取向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府设置。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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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由王朝国家创设的政治制度与政府。这往往是中央王朝在征服边疆地区后，为对异质性的边缘区域实施有效的政治统治而依据边疆的特殊性而创设的有别于核心区的特殊制度安排（如土司制度）。这类政治制度，尽管有“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等方面的特殊性，但仍然是作为整个王朝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设计和运行的，其创设、发展和演变都因应了中央王朝边疆治理的现实需要。王朝国家为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治理，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设置了边疆政府。[5]这些政府，尽管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不如内地紧密，但由于已被纳入了王朝国家政治体系，代表中央王朝在边疆实施政治统治，因此是“地方政府”意义上的一级政府。作为王朝国家的一级“地方政府”，边疆政府是王朝国家实施边疆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政治上对中央王朝负有稳边、治疆之责。因此，边疆政府的治理能力，“封疆大吏”的政治忠诚等因素，都影响着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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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由中原王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所创建的政治制度与政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分裂或统一都常常会导致疆域的盈缩变化。特别是在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先民都曾纷纷建国或创建过本民族的政权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如盟旗制度）。相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此类政治制度与政府是中原王朝周边那些尚未纳入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少数民族在自身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制度形态、运行方式等方面多有别于中原王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政治制度及政权，严格意义上讲虽属于另一“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形态，并非边疆之政治制度与政府，但却常常被王朝国家改造或利用。然而，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趋势来看，在趋向于大一统的历史长河中，这类制度和政府在重新被纳入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后，也是以边疆政治制度及政府的方式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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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从根本上决定了古代中国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并对这一特殊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特殊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设置决定了王朝国家在边疆的统治和治理方式的特殊性。在核心区同边缘区之间分殊明显、差异巨大的历史情况下，王朝国家在政治上因地制宜针对边缘区进行特殊的安排与设计，既适应了“因俗而治”的客观需要，又在政治上维护了核心区的安全、维系了边缘区同核心区的政治纽带。其次，特殊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设置决定了边疆政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受传统治边思想的影响，王朝国家在边疆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府设置根本上是以核心区为中心由内而外渐次推开的，因此华夷相安无事、“夷不乱华”往往成了最低限度的制度预设。在这些制度设计之外，还需常常辅之以羁靡、和亲等各种治策。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控制能力都与国势密切相关。[6]当国势强盛时，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就会加强；而当国势衰落时，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则相对松弛，边疆政权甚至会脱离中央王朝。在王朝国家分裂—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就常常出现边疆政治对国家政治的背离或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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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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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边疆的政治制度与政府，总体上是一种“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政治安排。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清（前期）在前朝基础上对这种安排作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调适性承续。这些安排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郡县制。主要针对汉族人口多于土著民族人口的台湾与海南两岛，以期实现台、琼两岛的内陆一体化；另一类是改造利用边疆的原有民族政治制度，如对盟旗制度、札萨克制度、伯克制度和土司制度等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并加以利用。[7]这在满足“因俗而治”需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边疆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的多元异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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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的2000多年间，中国边疆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的多元异质问题一直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不过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王朝国家周边尽管不时有地方性政治力量的坐大，但并没有真正能持续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多元化问题并未显现。但到了近代，特别是当西方世界完成了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转型并开始全球殖民扩张之后，这一问题便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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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形态在世界的普及，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地缘政治格局，直接影响了中国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17世纪初，随着沙俄迅速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强大的政治体系开始在中国周边出现，近代中国的发展不断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挤压乃至侵犯，边疆问题和边疆危机接踵而至。与西方民族国家这一新兴的国家形态相比，中国古老的王朝国家明显缺乏竞争力和制度优势。因此，近代中国以王朝国家形态同西方列强碰撞的过程中，不得不在由民族国家确定的世界规则里仓促应对和艰难转型，从而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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