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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的统治者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对边疆进行开发,如何促进边疆的发展,所采用的策略也是大相径庭的。然而,不管中国古代历朝如何制定边疆开发和治理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取得了何种成效,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边疆开发与治理的策略都不是基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条件之下进行的。在这里所谈及的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是建立在1949年,中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是作为边疆治理方式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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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应地,中国的边疆治理也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时代。区别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边疆治理,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中国的边疆治理面临着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化,对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治边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下,对中国边疆治理的理论不断完善与发展,对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边疆治理理论之上进行思考。因此,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是一种作为边疆治理方式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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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是中国国家开发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的开发与建设的任务是随着国家的开发与建设的不同阶段而发展变化的。从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来看,到目前为止,国家的发展大约都会经历自由开发、重点建设和全面发展等三个层层深入的阶段。在自由开发的阶段,在一个国家内部总是会有一些开发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天然具备得天独厚的开发与建设优势,例如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等,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无论是资金、生产要素还是人力资源,都会主动积极地向这些地域汇集,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域的优先发展;在重点建设的阶段,经过自由开放阶段之后,国家内部出现了区域差距和发展落差,从而出现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为了缩小地域差距,国家会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制定重点扶持若干欠发达区域发展的战略,并运用国家和政府的力量,积极引导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向这些地域输入和流动,从而促进这些重点开发与建设区域的快速发展;在全面发展的阶段,国家开始面临一系列更为重要而突出的发展问题,例如如何全面提升整个国家的战略地位,如何全面协调国家发展的整体性问题等,此时,国家将会从地理空间规划、国际战略发展甚至是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高度制度发展战略,这样,原本处于边缘性的区域就上升为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国家会通过采取特殊性的措施来推动边缘性区域的开发和建设,以便实现国家全面发展的目标。在这一阶段,国家疆域内那些曾经边缘的区域,就可能成为建设和发展的前沿或重点。[3]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实现了由国家重点建设时期向国家发展时期转变之后,中国已经处于全面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必须依据当下的国内国际形势,对疆域内的各个地理空间进行全面规划和管理,特别是一些边缘性的区域,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已经转变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区域。因此,国家要以政权力量来充分利用和全面调配各种发展资源,推动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边缘性区域的开发与建设,进而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的国家疆域观的指引下,边疆的开发与建设被极大地打上了国家发展观的烙印,必须符合国家发展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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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是国家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边疆治理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传统的边疆发展观也需要让位于新的边疆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边疆治理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受到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形势的影响,国家的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传统的边疆架构是主要基于主权和领土的要素而构建起来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新的要素,对边疆架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一方面,必须在国家战略的意义上,充实陆地边疆,保持(划定)较大范围的陆地边疆对中心区域的拱卫;另一方面,巩固海洋边疆,重视海洋边疆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此外,还要重视空中边疆和底土边疆,中国既要确立自己的太空边疆或高边疆,也要制定底土边疆保护、防卫和开发利用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讲,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是在国家边疆架构的转变和边疆治理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甚至要上升到国家边疆战略的高度,除对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的边疆进行治理之外,还要进一步制定超越领土的利益边疆战略。因此,不论是陆地边疆还是海洋边疆,无论是空中边疆还是底土边疆,无论是领土边疆还是战略利益边疆,其开发与建设都要符合国家边疆治理战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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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化时代的边疆的开发与建设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诚然,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条件较好、资源汇集的中心区域,但是如果没有边疆地区的拱卫和屏障,任何发展的成果都会随着国家主权的折损而消失殆尽。因此,在传统的边疆开发与建设理念中,认为边疆的主要功能是军事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样的观念显然已经不符合今天中国边疆发展的现实。在国家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以后,通过开发和建设促进陆地边疆的发展,通过国家与国家间的合作对海洋边疆进行资源开发与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与周边国家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增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依存度和互利性,不仅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和战争,也能成为实现边疆稳定的有效手段。因此,对边疆进行合理的开发,在保障国家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对边疆的建设,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保障边疆治理有效开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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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历史上的边疆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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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对边疆进行开发,如何促进边疆的发展,所采用的策略也是大相径庭的。从历史上边疆开发与建设的思想来看,受到王朝时期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重北轻南”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治边思想主要集中于“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来则御之、去则守之”、“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等方面。从历史上边疆开发与建设的方略来看,主要集中于朝贡与纳质、和亲与盟誓、教化与互市、推行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设治拓道与屯垦移民进行建设等不同的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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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王朝国家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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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朝时期的治边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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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国家。自秦朝开始的边疆开发策略,受到了先秦时期“五服”或者“九服”的王朝地缘服事观的深刻影响。例如“五服”的治边理念,在《尚书·禹贡》记载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意思是说,以王畿为中心,以这一传统统治的区域来明确区别“四夷”,以“四夷”为王朝国家的边缘性区域,“内诸夏而外夷狄”。秦朝立国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在边疆地区则设立与县同级的“道”来治理与建设边疆,具体而言,即秦王朝在中央政府设典属国,以“掌蛮夷降者”,例如,秦朝在今滇东北地区设立置守官,对当时的云南进行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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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对边疆的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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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主要采用的是中央设立相应的行政区划制度来治边,但是又能够注意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所谓《史记》中所言的“以其故俗治”。汉代的边疆开发与建设,比较注重对边疆地区固有的地域文化、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保留,不强行进行统治,而是给予较为宽松灵活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在确保边疆对封建王朝隶属关系的前提之下,保留当地民族首领的地位和权威,在中央王朝的指导下,由边疆民族首领进行统治,实行郡县与土长并存的“羁縻之治”。“羁縻之治”自西汉始成制度,借重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传统地位,按照这些首领统治当地的势力强弱,赐予王、候、邑君等封号,授予其“复长其民”的权力,允许他们与郡县参差而治。可见,汉代的边疆开发政策较为宽松,在形式上保持中央王朝政权的完整性的基础上,对边疆本地政权主要采用的是包纳、并置和允许相对自由发展的策略。这样,汉代的边疆开发与建设程度深浅,就与当地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强弱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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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朝的边疆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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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边疆普遍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在做法上秉承了秦汉时期的“羁縻之治”,对边疆地区进行了相对紧密的统治。例如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都督府和边州都督府,这些地方政权具有比较明显的军事色彩,对所辖的羁縻州和蛮夷部落,负有抚慰和征伐管束的职责。相对于汉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恢复民生的开发理念,唐朝对边疆的开发并非为了征收贡赋和征集壮丁,经过贞观之治,唐朝的国力渐盛,中央政权比较具有经济自信,转而对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比较重视,所以开发与建设边疆的前提是要控制边疆林立的蛮夷政权。因此,为了能够较好地控制边疆蛮夷政权,唐朝主要采用在边疆蛮夷部落设置州县,以中央王朝恩赐的形式来任命部落首领为羁縻机构的都督、刺史等官吏,象征性地向唐朝交纳少量贡赋,边疆地方政权的主要职责是在中央王朝征集出兵时应征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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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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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朝相比,两宋时期的边疆治理开发政策更加严格且走向制度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宋非常重视县、峒等基层羁縻机构的设置,并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封建领主对农奴的隶辖关系,可以说是对羁縻的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使得边疆羁縻制度日趋完善。此外,虽然中央政权设置的羁縻州仍然以当地蛮夷的首领为官吏,依照唐制在羁縻州推行人口控制和计口授田的州县管理制度,但宋朝时期的边疆开发,对于不同区域的边疆地方政权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例如对居于西南边疆的大理国尽量强调其自主发展,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是对于同样居于西南的贵州则积极经营,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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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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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推行行省制度,除中央王朝的腹地之外,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约十个行省,把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纳入到行省治理的范畴中来。元朝的边疆行省具有严密的统治系统,以云南行省为例,计有37路、5府、54州与47属县,此外辅以设立多处宣慰司与宣府司,各类统治制度严密而周全。在开发边疆方面,元朝的态度较唐宋时期更加开明,对边疆地区的资源进行了比较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例如主要通过大力发展交通业与农业,扩大矿藏开采的规模等方式,来有效提升边疆的社会发展水平;同时,还在边疆开征税赋把边疆的经济体系实质性地纳入到中央的治理体系中来,推行学校教育,进行开化启智,提高了边疆居民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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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时期,还实现了“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元朝统治者利用南方蛮夷之地林立的土司之间对于资源、土地、人口等相互争夺产生的矛盾,中央政权采用为土官授予官职和世袭继承合法性地位的方式,有效控制了边疆的土司,在此基础上也更利于中央政权加强对边疆的开发和治理。土司制度使封建王朝的边疆治理延伸到了边远之地,但是也使得后来的土司逐渐势大,甚至对中央产生了裂隙与僭越,为明清的“改土归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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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朝的边疆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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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边疆的开发注重军事化的开发方式。从制度上看,中央政权先后派遣大量军队镇守边疆,并以军队驻地为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对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地域上来看,明朝对边疆治理的重点在北方,中央治重兵防治北方的鞑靼、瓦刺诸部,在防区内兵民共治,防控外敌的同时垦田务农,加强边疆建设。对于南方,明朝在西南边疆推广商屯,使得西南边疆的人口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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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朝的边疆开发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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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边疆治理与开发,集中了前朝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中央王朝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边疆地区与中原腹地之间的差异,在边疆推行因地制宜的行政制度,在开发边疆的策略和方式上兼具边疆的现实情况,能够做到循边疆之习俗,施王朝之政事,比较典型的是,清廷在边疆厚养当地的少数民族头领,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按照边疆的具体情况,做到贡赏并举、推行年班。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边疆开发的问题上,清王朝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分野——道光以前,主要以放治和循俗为主要特点;道光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意识成为主导,对边疆也逐渐采取内收政权、逐渐严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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