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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陆地边界长达2.2万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我国目前被识别的跨界民族约30个。其中，西南地区是我国跨界民族最多的地区，在西南的云南、广西、西藏这三个省（区）中目前大约分布着20多个跨界民族，而且我国的西南地区也是世界跨界民族分布最为广泛和集中的地区之一。以云南为例，居住在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60%，其中跨界民族人口占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8%以上。[1]从跨界民族的地理分布看，边疆的跨界民族常常跨两国甚至是跨多国国界而居。跨界民族聚居地与境外跨界民族聚居地虽为国界所分隔，但基本呈现出相连成片、相互交错的分布格局。这些跨界民族中，既有同一民族跨居两国的，也有同一民族跨居三国的，此外还有同一民族跨居四国的。这种跨越国家的政治疆界却又在地理分布上相连成片的格局，使得边疆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跨界民族问题不仅具有一般民族问题的内涵，而且深受地缘政治、周边环境，以及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并对我国边疆的有效治理及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例，澜沧县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三个州（市）交汇处，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80.563公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澜沧县与境外交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在不断增加，不仅毒品犯罪屡禁不止，而且作为边境少数民族自治县，澜沧县历来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重点地区和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前沿阵地。总的来看，正是边疆社会的“边”和“杂”这一独特地缘环境，相当程度上使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频频爆发，并对边疆的和谐与稳定局势带来直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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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受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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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以关心、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少数民族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族体规模的扩大，而且也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同时也使少数民族受教育的程度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得到迅速提升。而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和逐渐成熟，少数民族对民族的利益要求也变得更加强烈，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方面的碰撞、摩擦及冲突时也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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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总体格局，却在客观上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现象、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民族间的摩擦和矛盾主要产生于民族间发展不平等的话，那么，今天的问题则是由于少数民族在有了较大发展以后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而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其他方面的条件无法有效地满足这种要求而产生的。”[2]而在此过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已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情况下出现的民族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高以后出现的民族问题不断增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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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受边疆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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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与民族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种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宗教在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当程度上，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教相生相伴。民族和宗教表现出天生的契合性，一方面，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宗教强化了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并使一个民族具有特殊的精神凝聚力，甚至在有些民族的形成中直接表现为宗教推动的结果。如，在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就曾在共同的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方面起着重要的精神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宗教的影响也极为突出。在宗教使民族具有特殊凝聚力的同时，民族又往往使宗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对人、神、自然三者关系的解读与思考，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4]。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来说，绝大多数民族都对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有不同程度的敬畏和膜拜，并形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有的少数民族甚至是全民信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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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各个民族在交往中常常产生矛盾和摩擦。相当程度上，宗教问题是一个信仰差异问题。“从信仰差异的角度来看，宗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确立和保持不同信仰的个人及其团体或组织之间，由于信仰的不同而导致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取向的区别和差异，这些区别和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和信教徒与非新教徒之间的关系。”[5]正是信仰差异问题，加之各民族在交往中往往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这样宗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在边疆地区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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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环境对边疆地区民族问题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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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由过去发展到现在，且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烙上不同时代的特点。进入21世纪，边疆的民族与宗教状况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受到市场化、现代化等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新的时代环境使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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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利益分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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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重组并使得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利益差别扩大化的过程。[6]我国的利益分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边疆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成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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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使新的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并使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市场化在打破原有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化也打破了边疆地区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造成边疆地区利益多元化的复杂形势。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利益分化的广度、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受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缘政治、周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原有的利益关系解构，甚至突破了原有的以民族为基本分界点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的利益群体跨越了民族之间的界限，融合了原本处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缘文化的人群，基于新的利益格局而结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使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由普同化走向分殊化”。而且，“这样的利益分化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仍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今后的利益格局中将会更加扑朔迷离”。以云南丽江为例，在丽江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发展过程中，云南丽江旅游开发的参与受益主体更多为外来人员、外来企业和当地的少数精英、能人等特殊阶层团体。而作为丽江旅游业发展主体的当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较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并从中受益。这使得纳西族在当地的社会利益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情况常常导致纳西族在心理上产生被剥夺感。如果这种利益分配情况得不到改善，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将会不断积累、强化，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纳西族的政治归属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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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也使得利益冲突和争夺普遍化，民族问题变得日渐突出。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快速发展，原有同一的利益分配方式逐渐被多元的、充满博弈的利益分配方式所取代，而且不同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在利益的争夺上变得愈发激烈。既涉及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也涉及民族之间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建构、法律政策、制度选择等政治权利的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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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化深入推进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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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推进，给边疆地区带来了深刻变化。一场不仅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变革在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展开。在经济生活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正遭遇挑战；在社会关系上，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以及自给自足的内在生活结构和缺乏社会流动的外部环境正逐渐被打破，少数民族社会正在“从单质化的刚性社会转型为多样化的弹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功能的恢复和现代发展，农村社会关系由机械联系向有机联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分层状况从固化到流动的转变”[8]。在政治生活上，伴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民族地区政治生活也处于新一轮的塑造过程之中，“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村社政治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村社政治体系”[9]；在价值观念上，传统的民族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因受到外来影响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少数民族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在新的社会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而旧的社会力量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各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逐渐凸显，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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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全球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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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新的边疆观念正在建立，围绕边疆的争夺愈演愈烈，并滋生了诸多民族宗教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边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承担着日益频繁的政治整合与对外开放的功能。地处国家疆域边缘性部分的边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之间主权和利益的边界，边疆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刻地凸显出来，并使现代主权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边疆，边疆的形势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没有边疆，就无法成为大国；没有广阔的边疆，就没有未来，更没有未来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边疆愈发变成国际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口岸和通道，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关系到国家整个发展目标的实现。于是，围绕边疆的争夺愈演愈烈，各国边界上的“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理念愈发强烈；另外，在“边疆稳则国家安，边疆强则国家富”的边疆观念下，边疆地区越来越成为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破坏的重要屏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这样的渗透在宗教领域和一些宗教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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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使原本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起到凝聚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也可以引起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运动。从后一种表现形式上，民族主义不仅推动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魁北克试图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决……也让我国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越显敏感而尖锐。而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原本单纯的民族认同被附加了政治色彩，从而使得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构成巨大威胁，进而严重影响边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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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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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特有的地缘环境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边疆社会的民族问题涌现出一些新的内涵和时代特点。新时期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与边疆自身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此外，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也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边疆地区的建立与推进，从而带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中产生的，此外也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断凸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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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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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问题在边疆地区的日渐凸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在各种认同序列中，将国家认同置于何种位置。在我国边疆地区中既存在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也存在对国家的认同。如果民族认同被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被置于认同序列的最高位置，便产生了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民族认同的考察与分析。只有在对民族认同及其特点的对比考察中，才能对边疆地区国家认同问题有更清晰的把握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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