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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不一，边疆不同区域的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情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其中有些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程度普遍要高些，有些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程度普遍要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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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程度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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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目前跨界民族的认同状况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表现得非常坚定，同时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且高强度的民族认同在不同程度地削弱、侵蚀乃至消解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第二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明确。这两种类型的认同关系在边疆地区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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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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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同状况在西藏、新疆等西北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地区跨境民族问题的实质，主要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在国外分裂势力的渗透与宗教势力的利用下，内部的民族意识被高度强化，民族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如，一旦民族利益与国家政策发生冲突时，维护民族利益便成为跨界民族的首要选择，并往往会采取一些制度外的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利益博弈，从而给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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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严峻的是，在部分地区还滋生了民族分裂主义，泛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家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国家认同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侵蚀，并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如，存在于新疆的“三股势力”，表现为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西藏藏传佛教中所谓的“西藏独立”，这些行动的实质都是民族分裂主义。这些跨境民族在争取“民族自决”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与利用。这些外来势力利用我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鼓吹少数民族“自决、独立、自治”等，在边境地区煽动少数民族以非法极端的方式争取政治权利，策划实施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暴力事件，妄图颠覆我国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再加上，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相互勾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相互纠缠，使得我国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棘手，不仅使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国际性的民族分裂问题，而且也使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使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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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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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同状况在云南等地表现得比较突出。以云南为例，云南是我国西南地区跨界民族数量最多的一个省份，达到16个，分别是壮族、傣族、苗族、彝族、独龙族、怒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阿昌族、瑶族、哈尼族、景颇族、布依族。云南境内跨界民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深刻的认同，他们依托地缘的基础作用和族缘的纽带作用，与境外跨界民族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民族内聚力表现得非常稳固；与此同时，境内跨界民族对自己与国家身份的确认也都表现得十分明确，其国家认同随着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相继实施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而得到有效提升，总体上达到一个较高程度。而且，这样的认同既以少数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涵盖在民族成员的思想观念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民族成员的政治实践和具体行为当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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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21]打洛村委会龙利小组[22]的调研显示：境内外傣族都明确表示自己是同一个民族，并表现出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观念和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境内傣族对自己的政治归属也都表现得十分坚定而明确。境内外两个村寨的傣族无论在语言、服饰，还是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此外，境内外傣族之间的通婚互市、串亲访友、换工、参加传统仪式现象非常频繁，而且境外傣族来境内打工、上学[23]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此过程中，境内傣族通过与境外傣族的密切交往，大多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后自身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以及国家不断富强的趋势。对于同一民族，因分布在不同的两个国家，因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不同，从而使同一民族在物质条件、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可以享受的不同待遇。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境内跨界民族的成员普遍很在意自己的国家，言谈中充满了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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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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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状况上的两种类型，显然，民族政策是影响国家认同状况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却不是唯一变量。除此之外，民族自身因素、周边关系也时刻左右着国家认同状况，并成为影响目前边疆不同区域中跨界民族不同国家认同水平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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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同的民族发展史及其民族关系现状，是影响不同跨界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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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资料显示，相区别于北方跨界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跨界民族更多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们共同体，而非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从历史发展来看，“各跨界民族内部没有形成过完整统一的民族政治行政实体是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统一。其中只有壮族在今中越边境地区建立过‘大历国’，傣族在今西双版纳一带建立过古‘泐国’，但也仅是局部性的地方政权，未能涵盖整个民族分布的地区。其他各民族内部长期处于部族社会甚至是原始亲缘地缘社会。”[25]此外，从目前云南境内各民族的族体规模来看，虽然云南民族众多，但是26个民族中除汉族之外没有一个独大。即便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根据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也只占云南省总人口的10.94%；而且，历经了几百年的民族融合过程，如今云南境内各民族总体保持着平等和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和走向，这种态势和走向无疑为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创造了有利条件。与这样的民族发展史不同，北方跨界民族大多是经历亚洲草原上最残酷竞争而生存下来的，个别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统治民族存在，并建立过强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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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缘形势也是影响不同跨界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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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地缘形势上看，与我国其他边界地区相比，西南边界总体上“跨界民族关系好，跨界民族问题少，我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也较为和缓。有的学者把该地区的跨界民族模式称为‘和平跨居模式’”[26]。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旋律。与此相区别，西北等其他地区面临的地缘形势则要复杂得多。如中亚五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半岛、蒙古国都是当今世界冲突的热点地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些以民族命名的邻国“主体民族化”趋势的加强，民族的边界意识也在迅速增长。“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在政治上都致力于推行‘主体民族化’。一些国家为了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解决‘主体民族’人口危机，对周边国家的跨界人民发出了‘回归历史祖国’的召唤。”[27]显然，如此复杂的地缘形势，势必会给境内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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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界民族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上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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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中，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对维护边疆的和谐稳定及国家的统一具有极其突出的作用和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局势，越来越以各个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归属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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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来看，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下，其民族主义意识日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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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与境外跨界民族呈现出交往密切、往来日趋频繁的特点，在此过程中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跨居两个国家和两个以上国家的同一个民族，他们对跨界的现状及跨界交往有着强烈的地缘空间认同、生活环境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并逐渐形成一种跨界民族主义思想”[28]。如，以中缅德昂族为例，“云南边境地区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境外民族主体对中国同族的影响日益突出。这些情况和问题在中缅德昂族中都有突出的表现”[29]。跨界民族主义意识的凸显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因素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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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在边界地区的增强，根源于中国与邻国跨界民族之间非常紧密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如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自先秦以降，云南与中南半岛北部就是古代百越、氐羌、白濮三大系统的民族群体生息和繁衍、分化和融合的区域，现代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北部的民族群体的雏形则在清代就逐渐形成了，所以在这一片区域内的民族群体据以认同本民族、区别他民族的文化体系已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考验而巩固和稳定下来。[30]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之间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过耕过牧、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存在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31]。再如，当前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与散居在中亚的维吾尔族同属一个民族，另外居住在新疆的哈萨克族和塔吉克族与中亚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也是同属一个民族，新疆的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塔尔族与中亚的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鞑靼人在历史上也分别是一个民族。这些跨境民族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渊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近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成为跨界民族在政治分割力影响的今天依然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在现阶段的增强提供了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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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的角度看，现阶段跨界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根本上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对社会利益关系的不均衡分配，以及在此过程中导致的跨界民族所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从而在客观上促使跨界民族主义意识的不断增强。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一方面，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另一方面，跨界民族却与周边国家同族保持着诸多共性，不仅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且这些跨界民族聚居区多为贫穷和边远地区，并且更重要的是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交往方式、经济生活等方面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这些都使得跨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这样，在跨界民族聚居区与周边国家跨界民族聚居区之间，则逐渐形成了一个“边缘迟缓带”[32]，成为一个经济互动的次区域经济圈。这在一些研究中也反映出来：“跨界民族受地区主义的影响已出现不断增强的跨界民族主义意识……跨界民族在地区主义的进程中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教育、知识、科技差距扩大，使它们更容易形成跨界民族主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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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推进，现实利益越来越成为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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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现实利益将越来越成为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力量。主要表现在：由于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从而不可避免地促使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进行比较与选择；而且，这样的比较与选择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深刻和突出。随着人口、商品、信息等跨越时空地加速流通，跨界民族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界定与排他性意义，显然不再只是依据客观的国家地理边界，而是不断侧重于与邻国的比较。而在这种比较中，现实利益的满足与否及其程度成为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力量。以云南马关县苗族边民为例，当中国政府给予边民利益和文化满足时，越南边民向往中国；而当越南民族政策强于中国时，中国边民则向往越南。[34]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因。这不仅对于公民个人适用，对于一般群体适用，对于跨界民族这样一个有选择便利条件的特殊民族更是如此。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族群认同还是自利的。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所谓由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根基性，仍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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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建构国家认同的现实利益内容方面，其中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文化利益，后者如“作为公民主体所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发展机会、诉求表达、文化尊重及荣誉感”[36]等要素。而且，“文化价值诉求是更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内容”[37]。这尤其在经济发展势头相对较好的村寨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以西双版纳曼芽布朗寨为例，布朗民众依托橡胶这一主要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断致富，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布朗民众也极其注重传承本民族文化，他们依托“布朗族弹唱”，积极弘扬布朗族传统文化。因此，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对于在经济上有了较大发展的跨界民族来说，国家认同的构建就不能仅仅拘于物质利益上的满足，如何全面、真实地了解并有效回应其不断增长的文化价值诉求，显然将是一个重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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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间冲突与竞争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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