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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经济发展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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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地区大多处于经济十分落后的状态,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帮助边疆地区兴修水利、建房、修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无偿提供农具、种子、粮食甚至衣物等帮扶措施;发展边境贸易;发展边疆卫生、文化事业等;采取特殊措施,帮助那些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下山出林定居落户,如帮助东北边疆的鄂伦春人、云南金屏县的苦聪人等一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安定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利用沿边、沿海、沿江的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边境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家也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持等各种措施确确实实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辽宁省自2000年以来纳入“兴边富民”行动范围的县(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9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55倍。毗邻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的云南省自2005年开始实施了两轮“兴边富民”工程,在推进5个国家“兴边富民”特色优势产业试点县建设的同时,对其他20个边境县开展了省级特色优势产业试点建设,“兴边富民”行动的深入实施使云南特色产业培育明显加强。“十二五”期间,云南省还计划投入资金809亿元人民币,在边境地区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培育工程、开放窗口工程等“十大工程”。[6]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了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边疆社会组织的发展。究其缘由,是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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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利益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作为调剂力量。在边疆地区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边疆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转型,社会分化日益突出。这种分化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导致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日益多元化。这一过程打破了边疆地区原来相对单一、同质性的特征。随着边疆地区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管理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再依靠单一的政府行政力量已经很难适应边疆社会管理的需要、应对边疆地区的社会问题,这就必然要求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特征使其在社会管理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更接近基层群众的需要,可以提供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服务,能够更灵活方便地提供服务等特征,因而可以在边疆地区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调剂力量介入边疆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稳定的维护中。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正是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都可以看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形态,对它的培育和完善,不仅有利于边疆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而且可以在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培养多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社会元素,从而促进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边疆地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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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场竞争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组织的保护。随着边疆社会的改革开放,市场体系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大地增强了边疆地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但是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市场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原则,不加干预的市场竞争必然使社会财富向优势地位的人倾斜,导致富人越来越富,贫穷的人越来越穷,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竞争在边疆地区带来的最突出影响之一就是伴随而生的大量弱势群体。边疆地区的弱势群体具有和全国其他地区相似的构成,主要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重大疾病患者、失业群体、贫困人群、下岗职工、受灾人群等等,但是也有特殊的一面,例如贫困人群的构成。在边疆地区,贫困人群突出体现在区域性贫困和少数民族贫困中。区域性贫困往往和边疆地区较差的自然生存环境有关,西南边疆地区地形复杂、多石山、峡谷,青藏高原地面常年积雪,北部边疆则降水稀少、土地贫瘠、沙漠化严重、降水稀少,总体来看,边疆地区是生存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很容易造成区域性的贫困人群。少数民族贫困与边疆地区的区域性贫困往往有重叠交叉的地方,不过少数民族更容易陷入贫困与他们相对较低的文化程度、语言障碍等因素也息息相关。除了贫困人群以外,遭遇某种重大疾病的人及其相关亲属也容易变成弱势群体,例如西南边疆地区的艾滋感染者与艾滋孤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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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力不够,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是市场本身无力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健全来保护,但社会组织在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方面具有天然的倾向,这与社会组织本身的公益性和志愿性有关。相比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本质上就更加关注社会公平,许多社会组织将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帮助弱势群体的发展作为自己组织的宗旨和目标。除此以外,社会组织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时比政府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容易考虑到弱势群体的个别化需求,提供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帮助。正是因为大量弱势群体的存在,催生和吸引了大量境内外致力于扶贫、医疗和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社会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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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环境恶化需要社会组织的介入。随着边疆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在享受了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物质增长好处以外,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水土流失、地面沙漠化、盐碱化、土地退化、森林破坏和工业污染问题。可以从一组相关数据来看:(1)草场退化问题。在草场集中的边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效应,草场退化日趋加剧。据统计,目前西藏退化草地面积已达6.4亿多亩,其中重度中度退化的草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7%左右。而且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占全区总面积的92%,生态环境脆弱敏感,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比草场退化更严重的问题则是荒漠化。根据第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西藏自治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达2047.41万公顷,列全国第三位,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8.17%。[7](2)荒漠化和土地沙化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放牧、滥开垦、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加上部分边疆地区降水量本来就偏少等综合因素的共同影响,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现象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尤其在北部边疆和西北边疆比较突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沙治沙领导小组近日发布《新疆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新疆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总面积分别为107.12万平方公里和74.67万平方公里,各占新疆国土总面积的64.34%和44.84%。[8](3)自然资源破坏问题。边疆地区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蕴涵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许多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甚至面临枯竭的风险。云南省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云南省是举世闻名的“动植物王国”,位居我国“四大药库”之首,其药材种类多达5050种。1989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云南占全国种类的63.8%;1997年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云南占全国种类的58.7%,是我国珍稀濒特动植物分布最多的地区。但由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目前云南的大药树、黑节草、金铁锁、姜状三七等20余种药材因野生资源稀少,无法提供商品或只能少量提供,已濒临灭绝的边缘。[9](4)干旱问题。从2009年开始,广西和云南都经历了严重的干旱。云南是连续三年干旱,尤其是云南的东北部地区最为严重。2010年,云南粮食受灾面积3148万亩,占已播种面积的85%,绝收超过1000万亩。全省因干旱新增缺粮人口331万,需救助的缺粮人口为714.78万人,小麦受灾面积达3148万亩,占已播种面积的85%。广西78个县(市)发生不同程度干旱,其中特旱5个、重旱16个,分布在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旱灾与森林的砍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水土流失有密切的关系。(5)石漠化问题。中国工程院分析认为,在我国石漠化现象最严重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其规模在25年内还将翻一番,百年之内若不及时治理,将有一半国土面积成为石漠化。石漠化的形成往往经历三个阶段:毁林开荒—水土流失—岩石裸露即石漠化,其中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致石漠化的主要诱因。西南地区石漠化土地如不及时治理,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其规模在25年内还将翻一番。云南是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危害程度最深的省区之一。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4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7%,每年流失土壤5亿多吨。由于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环境保护类的社会组织将自己的项目定在边疆地区,成为边疆地区社会组织中最为活跃的环境保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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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边疆社会组织的类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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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社会组织类型多样,但主要以在某些领域开展活动的组织为主。与内地的社会组织相比,这些组织在项目活动、构成和分布方面都具有比较独特的特征,而这往往与独特的社会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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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组织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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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社会组织类型多样,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例如可以按照组织的构成分为会员制社会组织与非会员制社会组织,按照组织性质分为公益组织与互益组织,按照活动形式分为资助组织、项目组织或服务组织,也可以按照我国民政部门的官方界定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不过,在边疆地区,按照活动领域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依据这个标准,活跃在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突出体现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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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环保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就是那些致力于环境、生态与资源保护的组织。具体来说,这类组织关注的环境领域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二是资源保护,三是动物保护,四是污染治理以及对污染受害者的救助。从活动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普及教育宣传以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环保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及开发、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项目研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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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的生态环境,边疆地区吸引了大批环保组织,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还有当地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的环境保护项目类型多样,几乎涵盖了环保组织的各种项目,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为保护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项目甚至过了多年还被业内人士作为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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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环保组织,他们在边疆地区开展了业内十分惊叹的几个环境保护项目,堪称经典。一个是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1995年秋,云南德钦县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这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自然之友”闻讯后,通过“自然之友”新闻界的会员,在报纸上报道传播了滇金丝猴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事实。然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批示,制止了云南德钦县对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国家为此给予了当地大笔财政补偿。后来又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的曝光迫使当地政府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禁止了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10]另一个经典事件就是呼吁拯救藏羚羊。藏羚羊主要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和新疆。20世纪90年代,由于西方市场中对藏羚羊毛皮制品“沙图什”的消费导致了藏羚羊被猎杀,种群迅速减少的问题,“自然之友”通过呼吁和资金为当地反盗猎组织“野牦牛队”提供支持,同时又向西方国家领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信呼吁,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等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的行动,国家林业局参考了“自然之友”的建议,建立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联防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盗猎藏羚羊“可可西里一号行动”,英国国内也采取了配合中国禁止藏羚羊绒贸易的措施,从而使藏羚羊种群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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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织“大学生绿色营”则是在环保知识和观念的倡导、宣传和教育方面比较突出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以自然教育为重点发展方向,搭建一个“参与、分享、成长”的开放式学习型平台,鼓励青年人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学习观察自然、记录自然的方法,体验各种生态游戏,学习与自然互动,提高当代青年认识自然、观察自然的能力,培养年轻人能思善学、吃苦耐劳、民主包容、热爱自然的优秀品质,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萌生对于自然生命的热爱和欣赏,从而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这一组织的很多项目也都是在边疆地区开展,例如1997年,绿色营的成员奔赴西藏东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对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状况进行了考察,并深入调查了当地原始林的生长及保护情况;1999年,绿色营的成员奔赴新疆北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关注新疆北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现状,澄清了当地借“生态旅游”名义破坏生态环境的事实,积极与当地政府接触,并寻求生态旅游的真正含义以及自然保护与生态旅游的最佳结合点;2001年,绿色营的成员奔赴云南思茅地区,协助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做一些环境教育工作,关注亚洲象保护与社区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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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扶贫和社区发展组织。扶助贫困、帮助社区发展也是边疆地区社会组织最为普遍的活动之一。这些组织在边疆地区开展的活动不仅包括资金援助、物品捐助,还包括实施小额信贷、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由于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相对内地滞后,而且还有很多地方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作物产量低,导致偏远、落后地区的一些居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大量社会组织参与到边疆地区的扶贫和社区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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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边疆地区,扶贫和社区发展项目尤其集中。以广西为例,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里,广西累计引进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国际民间组织等优惠贷款、无偿援助1.78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项目投资折合人民币超过25亿元人民币。项目覆盖了广西25个贫困县、150个贫困乡、900多个贫困村,累计解决1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3]许多境外社会组织长期参与广西的扶贫开发工作,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澳发署、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香港乐施会、国际行动援助、社区伙伴计划、世界宣明会等国际组织、政府双边援助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又如在云南,世界宣明会、人类家园国际机构等通过开展小额信贷扶持计划、无息贷款帮助贫困人群改善住房条件、扶助贫困学生等。1999年,美国新连心国际协会向云南6个地州市的贫困人群提供了价值108万美元的药品;2005年,香港世界宣明会参与了云南省怒江雪灾灾后救助的活动,并向广西遭遇洪灾的灾民捐赠大米、棉被,帮助灾民重建房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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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原因,边疆地区的社区发展普遍滞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社区发展观念滞后。针对这一问题,一些社会组织在边疆地区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例如开发和提高妇女的某种传统技艺,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帮助兴建水利水电基础设施;倡导有利于社区发展的政策等等。还有的组织将边疆地区的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相结合,从而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定位就是在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同时,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自2004年成立以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进行了五个以生态保护与社区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项目。主要以梭梭林及草场保护、生态移民农业区的持续发展、额济纳绿洲胡杨林保护为主要工作目标。五个社区持续发展项目分别为:吉兰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查汉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发展项目、腰坝滩生态农业与社区发展项目、希尼呼都格草场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额济纳旗胡杨林文化生态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项目从能力建设、可持续生计、社区综合发展及本土文化传承入手,重点强调社区内部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有效、持续地进行社区资源管理与保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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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化组织。因为边疆地区具有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而近些年来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一些社会组织积极开展了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反思和传承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这些组织通常关注一些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投入人力物力,通过各种措施抢救和保护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将少数民族口传文艺、民族风情风俗、民族工艺等无形的文化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手段记录下来,整理编撰民族语言文化书籍,存入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库和智力库。除此以外,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馆、少数民族民俗公园、民俗旅游、举办文化节、成立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团等措施也起到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提供技术指导、资金支持;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实现其价值的经济转化;帮助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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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的文化组织包括边疆地区成立的各种学会、协会,也包括部分基金会。例如,云南元江哈尼文化学会主要致力于元江哈尼族文化事业发展,开展的工作包括挖掘、整理传统的哈尼文化,印刷出版文集;整理、创作音乐作品和文艺节目;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挖掘民间文化,建立艺人档案;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把文艺活动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17]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学会一直致力于挖掘、整理达斡尔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族文化遗产。学会每年携手各地的民族文化保护组织展开学术研讨会,学习和交流民族文化保护的经验,为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学会还组织成员深入达斡尔地区的农村山区进行文化的调研和整理,依据调查报告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如学会向旗政府提出的开发敖包山,建立达斡尔历史文化公园的建议已被采纳。又如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是由热爱西藏文化、关心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事业的国内外人士自愿联合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协会开展的工作涉及西藏文化保护、传承、传播和交流等广泛领域,包括对西藏文化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调查研究,向政府及经济社会组织提出有关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的具体建议;在国内外举办西藏文化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全面、真实地介绍西藏的宗教、教育、艺术、民俗、医药、旅游、环境保护等;参加联合国人权会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会议,以及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会议、亚太区域会议等;组织藏学家及西藏艺术团出国访问,邀请国外友好人士到西藏考察,广泛联系国外藏胞并提供相关服务等;争取、帮助、组织、推动国内外组织和企业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项目投资、培训人员;依据国家法律在国内外筹集资金,资助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的项目;提供西藏文化咨询服务。[18]基金会主要是通过财力支持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如内蒙古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基金会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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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医疗卫生服务组织。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也是边疆地区比较集中的社会组织之一,这与边疆地区相对滞后的医疗卫生事业有关,同时也与边疆地区某些社会问题如艾滋病问题有关。参与艾滋病问题治理的社会组织数量非常多,主要是在西南边疆地区,例如在云南、广西,参与艾滋病问题治理的社会组织不仅包括全球基金/中英、克林顿基金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世界宣明会、艾滋联盟等,还包括国外的各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这些社会组织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直接的资金支持、救助艾滋病孤儿、建立感染者同伴教育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知识培训活动等。到2005年,云南省已有100多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对政府防艾工作的有力补充。据初步统计,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在云南累计支持资金约达1.5亿元人民币,教育培训各类人员4万人次,配置了车辆、电脑、实验室检测设备等,并参与制定了12个州、市、县级的防治战略规划,还引进了性健康需求评估、行为监测与干预等多种新技术,输入了新的管理理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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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组织还针对边疆地区的情况开展其他方面的健康项目,例如为贫困地区的群众提供营养健康服务,以提高当地群众的健康状况。世界宣明会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营养补充品,研究可持续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方法,帮助学校耕种营养菜地等。[20]2010年,无国界卫生组织在云南边境地区承担流动医疗和健康教育工作,在中缅边境地区跨边境开展疟疾和常见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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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社会组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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