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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相对性，无论是整个国家和局部区域，社会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只要国家政权对出现的政治不稳定问题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使问题和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危及社会政治生活总体态势上的可控性与有序性，就可以说政治是基本稳定的。因此，政治稳定是相对于整体态势而言的，并不排斥边疆区域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潜在的矛盾，也不排斥局部地区的不稳定问题的存在。同时，社会政治稳定是特定区域的社会政治生活在特定时期和阶段上表现出的一种有序和可控状态。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这种稳定状态就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社会政治稳定不可能一成不变的维持。当然，政治稳定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内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问题，恰恰说明需要对边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给予关注，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层次和程度，这样才能避免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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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动态性，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包括边疆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政治体系自身不断进行制度性、政策性等方面的适应性调整，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才能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也在这一过程中使社会政治发展得以实现。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正是对边疆社会矛盾冲突的可控、有序和动态的解决过程。因此，社会政治稳定既是社会政治和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社会政治发展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这种动态性也表明了政治稳定的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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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人为性，“社会政治稳定并不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状态，而是人们自觉调控活动的结果，是社会政治发展客观规律要求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高度统一。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统治者的管理能力及对冲突的有效缓解能力。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统治者必须依据经济发展，调整利益关系，改革政治发展，不断推进政治制度的优化发展”[4]。即使出现一些超出现行社会政治规范的行为，也能够限制在可控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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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视域中的边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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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当代中国仍然处于急剧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边疆社会作为中国内部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更为紧迫，任务也尤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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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代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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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而特殊的历史阶段，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人类的出现；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全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的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5]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形式，人类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而这也正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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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过思考和阐述，如1951年6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特征。而韦伯则侧重从心理态度、价值观念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6]。但如果从社会整体转型的角度看，现代化却是一个多内涵、多层面和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诸领域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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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此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我国仍然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由外来刺激引起的，它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外源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外部刺激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文明。晚清政府、国民政府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探索，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翻开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中国人民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实现现代化梦想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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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进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现代化的急剧转型之中，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仍然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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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边疆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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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现代化是整体性的进程，但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间差异很大。尤其是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边疆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能力都与内地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不同区域间同步实现，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却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边疆地区的现代化更为紧迫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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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边疆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停滞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落后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边疆地区扫除了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在边疆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边疆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由于长期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边疆地区发展的起点较低、基础薄弱，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改变。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总体向东部倾斜，这导致西部边疆地区发展步伐进一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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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普遍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特点。首先，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边疆地区大多工业化程度低，工业发展水平落后，经济效益差。农业是边疆地区的主要产业，但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其次，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机制发育迟缓。边疆地区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社会分工水平低，市场发育程度比东部地区落后，市场体系也很不完善，市场规模小，而且分布很不合理，大多是以交换农民剩余的小宗农副产品为主的初级市场。部分农牧区更为封闭，流通相对滞后，基本上处于小生产阶段。再次，社会发育程度低，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在边远的贫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封闭，广大群众的生活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意识观念等仍然停留在低级的社会发育程度。而且文化教育发展较为滞后。据统计，2003年，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为10.95%，而西藏为54.86%，云南为21.50%，青海为23.45%，均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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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边疆地区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只有在党和政府及发达地区的大力帮助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快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才能逐步赶上或接近中东部的发展。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边疆地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有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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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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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协调一致的方面，社会政治稳定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能在更高层面上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矛盾冲突的方面，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进而动摇和破坏原有的稳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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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边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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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和维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边疆发展力求实现的双重目标。首先，稳定是现代化的前提与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8]边疆社会的发展更是如此，政治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失去稳定这一前提与依托，社会的现代化正常进程便会被打乱，会偏离其原有的程序与目标。其次，现代化也是维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亨廷顿研究认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比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更加稳定。”社会现代化是政治稳定的动力，可以赋予政治稳定以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也要通过现代化的发展去消除，现代化的过程，其本质上是对各种不利于政治发展因素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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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边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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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二者不仅有协调一致的方面，还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效应，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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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急剧转型过程，必然产生对旧的生活的破坏。布莱克就指出，“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并且现代社会在发生迅猛的变革的时候，“正常的政府已变得不可能——所有这一切在现时代都屡见不鲜”。[9]美国学者亨廷顿是政治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针对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亨廷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存在的政治动荡情况出发，研究了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0]。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发展不协调是这些国家产生动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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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亨廷顿虽然分析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但对于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意义。边疆社会的现代化涉及面广，缺乏借鉴经验，而且面临更为艰巨和复杂的任务。由于矛盾的交织更容易出现政治不稳定。这要启示我们在推动边疆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更加注意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和矛盾，否则将对边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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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边疆的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着力构建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和谐推进机制，在政治稳定中推进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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