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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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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国家文化，是国家良序运转的软件系统，也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对于国家向力心和凝聚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国家之间博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更体现为国家文化的较量。因此，建构国家文化安全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屹立和胜出的一个基本条件。所谓文化安全，它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文化系统免于内部和外部文化力量的侵蚀、解构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并能确保国民对国家建构的文化保持高度的认同。[15]中国的文化安全主要体现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安全、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核心的国族文化安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安全。我国的国家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甚至创造过万邦来朝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关起门来谋发展”，闭塞的环境使得我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的问题并不太明显。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文化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文化力量格局不断重组，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了。“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自由交流，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开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16]当前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冲击的主要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文化的侵蚀，民族分裂文化对国族文化的解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对社会和谐文化的冲击。具体到边疆文化安全，首先，边疆政治文化安全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以边疆作为西方文化“无声的较量”和“不战而胜”的重要战场，大肆展开文化渗透；另一方面，我国边疆民众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养相对来说比较欠缺一些，没有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驱动力，又相对缺乏理性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能力。其次，边疆国族文化建构压力。当前边疆地区活跃着的文化分裂主义极端强调民族原始身份特征而鼓噪民族文化的排外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操纵狭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于外部世界的仇恨，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建构造成了很大的妨碍。最后是社会和谐文化建构压力。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网络文化逐渐普及，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各种腐朽和反动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不已，也侵扰到了原本宁静而淳朴的边疆地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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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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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是边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部分。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边疆地区也逐渐步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期，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影响边疆稳定、人民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我国边疆社会安全问题的类型十分丰富，既包括跨境犯罪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又包括跨境流动引发的社会管理压力问题；既包括社会分化过度引发的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阻滞的问题，又包括民众权利受损进行非规范化权利救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问题；既包括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民众恐慌问题，又包括极端暴力恐怖事件引发的民众流血与社会恐慌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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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边疆社会安全的问题体系中，具有全局性、严重性和深远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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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社会矛盾及其引发的群体性“底层抗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行进之中，却尚未能建构起完善而系统的权力制衡体系，尤其在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反制政治权力方面乏善可陈。而我国边疆地区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模式又决定了政府在地方赶超式跨越式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功能的宏大和权力制衡的欠缺使得权力之恶的内在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彰显，政府在经济理性驱动之下频频与民争利。边疆公共服务的单薄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化和碎片化，无形中又放大了民众利益受损的负面效应。再加上当前边疆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权利救济的制度和民众法治意识的缺失或淡薄，社会民众往往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进行集体性的底层抗争，抵抗政府对民众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吞噬，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逐渐走高的趋势，参与人数及发生规模相对以往都有所扩大，对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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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在边疆地区频频制造的严重暴力犯罪流血事件及因此产生社会风险“扩散效应”的问题。在边疆地区，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互为表里、狼狈为奸，不仅对所在地区的地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民族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17]近期以来，“三股势力”不断分进合流，在边疆地区大肆制造各种严重的暴力恐怖流血事件，给边疆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在现代通讯和媒体的扩散和放大之下，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尤其是2013年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事件和2014年昆明的“3·01”暴力恐怖事件，彰显着极端暴力恐怖势力已经外溢出南疆，开始向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和民族团结示范区域蔓延的危险态势。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可能会出现的低龄化、妇女化人弹袭击的趋势，要对“三股势力”策划的恐怖活动引向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以及东部和沿海发达人口集中区的发展态势给予高度关注，并且，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尤其要注意恐怖分子谋求核材料、生化武器的可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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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三节 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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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存着同源同种的历史、声气相通的传统、生活习俗的同一、宗教信仰的共通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及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边疆地区固有的民族特点和宗教特点，不断推陈出新地大举进行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认同安全和政治认同安全，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总体安全建构的一大妨害。我国的边疆治理和边疆防御必须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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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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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组合而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国家之间的博弈与角力、竞争与对抗却依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国际常态，并且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竞技，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间“有形的争锋”，而更加体现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无声的较量”。边疆作为国家地理空间的边缘性部分，是国家地缘政治角力和文化较量的前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技，控制与反制在边疆地区也就凸显得更为淋漓和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逐渐显现，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忧惧中国的崛起挑战和妨害其既得利益，往往一以贯之地对我国边疆地区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宗教渗透，试图扰乱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边疆稳定。自从21世纪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利用我国宗教文化全面复兴的契机，开展所谓的“松土工程”、“撒种计划”，进行各式各样的宗教渗透活动。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通过偷运书刊、制作音像制品、举办地下讲经点等传统手法，以及鼓动和策反边疆民众出国留学、经商、朝觐等新型手法，恣意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渗透与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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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境外，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设立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英国BBC”等八个主要电台、120多个频点，用维吾尔语全天候、长时段地对新疆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动宣传；境外“三股势力”也日趋猖獗和活跃，他们在境外组织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乌孜别克、汉、英等语言创制的25种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印刷了百余种宣传“圣战”和煽动民族分裂的手册，并建立了“沙特吉达电台”等五个广播电台和维吾尔语播音室，每天针对新疆进行反动宣传。2004年以来，新疆公安机关查处和打击的非法宗教活动数量、参与人数、规模等都呈现出上升趋势。2005—2006年新疆全区共收缴非法宗教书刊1.5万余本，录音带和光碟2500多盘，鼓吹民族分裂、威胁、恐吓基层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等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信件3000多份。[19]2007年上半年，新疆喀什市共查获非法宗教书刊1000余本，非法光盘29张；和田地区共查获非法宗教音像制品6500余张（盒），非法宗教书刊近10000本，查获非法印有宗教图案的日用品竟然高达30000多件。[20]在云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涉嫌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组织就多达80多个，其中，活动最为频繁、影响最为恶劣的一些分裂组织包括“扎谍老佛祖”、“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印缅‘爱与行动’组织”、“缅甸基督教傈僳会”、“缅甸傈僳族神召会”、“仰光华人基督教会”等。这些组织除了直接入境“传教”和境外“交流”之外，还特别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成果，通过高功率、高覆盖面的广播、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工具进行“空中布道”。仅云南边境沿线地区，目前能收听到的境外所谓的“基督福音”广播电台就多达20余个，而且往往采取长时间、大功率、广覆盖的方式，用英语、汉语及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例如，早年在怒江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摩尔斯父子，最近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建立了一个傈僳语的福音广播电台，每天晚上八点用地道的怒江州福贡地区傈僳语准时开播，怒江州许多信徒每晚准时收听福音广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又如，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在泰国北部清迈还设有佤语、拉祜语“福音”广播电台，并在靠近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境外设有多个转播站，重点针对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的沿边少数民族进行宗教宣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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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境外的敌对势力，以“拯救灵魂”、“传播福音”为口号，在宗教外衣神圣性的掩护下，干的却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解构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挤压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勾当，他们针对边疆民众发动的一场场“争夺灵魂的战争”，带有明显的分裂国家的恶意性、仇视政府的反动性和极端文化的排他性。比如，新疆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就极力宣扬宗教至上论，鼓吹除了安拉什么都不能信，并以安拉的名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号召“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法来反对现行法律和人民政权，主张只有建立在“安拉意愿”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他们以安拉的名义来排斥一切，把信奉安拉和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纪置于水火不容之境地，认为既信安拉又跟着共产党走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是“叛教者”、“卡菲尔”；这些宗教极端势力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和赤裸裸的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叫嚣要“把祖国从异教徒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创建一个符合伊斯兰的组织和国家”。他们公开叫嚷着不承认现政府及其法律，“要打倒异教徒”，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22]境内外敌对势力联手炮制的宗教渗透，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以精细化的渗透计划和隐蔽化的渗透手法，极具目的性地针对我国边疆地区部分生活欠佳寻求关怀的弱势群体、价值迷茫寻求慰藉的空虚群体、孤独索居寻求归属的寂寞群体，大肆地开展宗教渗透，严重地影响到了边疆民众的政权取向和政党取向，尖锐地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此外，境内外的极端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势力还号召“圣战”，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频频炮制各种暴恐事件，彰显其存在感，不但严重地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在现代传媒的扩散与放大之下，导致了社会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和安全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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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渗透与边疆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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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开展的宗教渗透活动，欲图与我国争夺信教群众思想高地，销蚀我国的国家内聚力和向心力，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在客观上催生了我国诸多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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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弱化国家认同。尽管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存在差别，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23]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就是传统权威的一个祛魅过程，就是要解除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权威身上的忠诚感，将传统意义上的民众蜕变为拥有自然权利的现代公民[24]，并通过统一的文化政策和公民教育体系模铸一种同质性的国民文化，塑造国民对主权国家政治上的理性信仰和文化上的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向边疆地区纵深推进，国家通过民族精英的内部绥靖、行政权力渗透、政治吸纳、民族权益的保障等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不断模铸着边疆地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然而，我国边疆地区由于自身历史传统和地理区位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复合影响，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尚存在多重阻滞。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国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边疆地区开展各种宗教渗透活动，在“宗教排异”的反复宣讲和“民族体征”的不断确认中，一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受到很大的冲击，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不断强化，民族“我者”与“他者”界别意识更是趋于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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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破坏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当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任务，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赖以存续的基本前提，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共同体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因此，建构各个民族共同体、各种政治亚文化群体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理性信仰，就成为建设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也成为降低政治统治和政治交易成本的基本路径，也因此之故，“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5]。当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正在逐渐完成由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嬗变，日益强调民众的“同意”或“认同”基础上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如果一国能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追随”[26]。而当代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反动势力不断勾结合流展开的宗教渗透，以诋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的清誉、国家治理绩效和主体民族形象为能事，恶意地想象、虚构和编造少数民族的源流史和发展史，为一些极端分裂分子的主张进行理论佐证。比如新疆一些极端分裂势力，就大肆鼓吹“突厥民族至上论”，“汉族侵略论”，“极力歪曲新疆历史，宣扬‘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根本上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为伟大祖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否认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友好往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把民族关系史说成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仇视和不断征战的历史，称汉族是‘殖民者’，‘侵占者’”[27]。这种混淆视听的政治谎言和极端妄语，如果不及时加以狙击和矫正，就会对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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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解构族际整合。我国是一个民族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异质、宗教信仰多元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国家形态的演进与历史的嬗变中，各个民族渊源共生、交相互动，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族际政治。这种族际政治，既包括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又包括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同时还包括各个民族与国族之间互动。在我国的族际互动中，各个民族既有合作与协同的一面，又有博弈与竞争一面，更有因为民族文化异质和宗教文化不同而产生抵牾轩格的一面。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的利益较量、文化歧异和权利博弈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族际整合，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之下，借助于各种制度安排和权益保障，在尊重各个民族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模塑统一的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建构并巩固各个民族统一的政治屋顶。我国的族际整合，在“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之下，既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民族政治亚文化的统摄，又注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各种民族文化的涵化和包容，为平等、团结、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境内外敌对势力推动的宗教渗透，却对我国的族际整合造成了严重妨害。首先，境外的宗教渗透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分裂主义沆瀣一气，他们抉隐发微于古籍，牵强附会于现实，编造本民族亘古以来的神话，否认我国各个民族渊源共生的历史，人为制造我国族际关系历史联结纽带的断裂风险。如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所鼓吹的“突厥民族至上论”，“肆意扩大所谓突厥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时空范围及其历史作用，声称突厥民族早在九千多年前就创造了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等等，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境地”[28]。其次，境外的宗教渗透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相互勾结，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而排斥异民族的民族文化，极力地反对民族和解和宗教宽容，人为地割裂我国族际文化联结的纽带。如泛突厥主义在文化观念就极端排斥他族文化而鼓吹操突厥语民族的“共同文化论”，臆造出一个由“语言共性”、“文化共性”和“历史共性”的“没有祖国的民族统一体”。再次，境内外的宗教渗透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多方联手，将宗教的正信正传、正知正觉置之不顾，歪曲宗教教义，亵渎宗教本义，蒙骗和裹挟信教民众，挑拨民族不满情绪，不断地强化族际分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社会暴乱，推动各种极端势力与政府之间集体性和政治性对抗，鼓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对抗，试图造成我国族际关系社会联结纽带的断裂。这些由宗教渗透发酵而引发的极端民族宗教事件通过“小题大做”，造谣中伤等手段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吸引各种民族人士和宗教人士参加，将理性的攻击目标和非理性的情绪鼓噪结合在一起，通过制造高强度的恐惧和愤怒升级的激进性行动，肆意制造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并在各种暴力恐怖事件中彰显自己的民族存在感和色彩感，误导各种社会群体关于他民族的污名化的“民族想象”，从而达到离间民族关系，激发民族仇恨，分裂国家疆域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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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同政治视域下的宗教安全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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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已经成为诱发我国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渊薮，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宗教渗透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加强爱国宗教力量的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管理的宗教工作队伍和具有宗教德识、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在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对境内外宗教势力的恶意渗透予以迎头痛击。不过，追根溯源，宗教渗透与反渗透，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不见硝烟的“认同争夺”，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宗教形式外化出来的“诸神之战”。因此，我国宗教渗透与反渗透，归根结蒂，就是“认同政治”的建构问题。所谓“认同政治”，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为寻求自身合法性，从而有意识地运用国家力量来建构、维持、强化或重构社会成员认同感的政治。它是多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认同建构（建设）来整合社会资源、追加合法性及寻求支持的政治实践。[29]就宗教反渗透而言，当前我国认同建构的政治实践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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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当前境内外的宗教渗透往往利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生存境遇欠佳而引致国家认同的模糊性、选择性和易碎性的问题，以宗教认同为武器，为我国边疆民众在不可预测的模糊情境中提供虚妄的心灵皈依和改变期许，诱导边疆民众淡化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境内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清晰的目标指向决定了宗教渗透与反渗透这场“无声的较量”，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构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矫正一些边疆民众将宗教认同（也包括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的不良趋向，实现国家认同在民众自身认同序列中的优先地位和至高地位。而国家认同相对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优先地位，又是以民族自我权益的增长和福祉提升为前提的。在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在这个复杂结构中的交往关系和交往过程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分配，构成了这个世界政治关怀的核心。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以及对自己地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感悟，构成了现代民族生活的基本内涵，构成了现代民族认同的标准和内容，同时也构成了追求自我生存与发展、张扬自我个性特征的现代民族运动的思想渊源和行为动力”[30]。因此，当前我们要确保国家认同相对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压倒性优势，就必须在国家层面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切实保障边疆民众的权益，保证国家发展的成果由各个民族、各个族层的民众共享，体现出民众福祉的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同步性。这是我们狙击境外宗教渗透的基石，也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石，如果没有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均衡发展，如果没有边疆民众权益和福祉的稳步增长，这场国家认同保卫战中胜利的天平很难向我们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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