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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政治认同的模铸。境外的宗教渗透往往具有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的恶意性、丑化我国执政党形象的蓄意性和诋毁国家政治绩效的险恶性，境外宗教渗透中掺杂的政治目的决定了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政治认同建构。首先是政治制度认同的建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31]如果边疆民众能够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产生深层次的认同，不但会极大地降低边疆治理的政治成本，而且也会成为抵挡境外宗教渗透的坚固堤坝。因此，当前我们应着重保障边疆少数民族的权利，提升其幸福指数，在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宗教势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建构边疆民众对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的信仰。其次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最为根本的依托和理据，我们抵御境外的宗教渗透必须发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能够为各个民族所认同、所接受，成为边疆广大民众内在的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并自觉内化为民众的行动指南和目标追求。最后是政府形象认同的建构。在当代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模式和运行逻辑与民众的政治认同是密切攸关的，政府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认同的外显和表征。因此，在边疆民众政治认同的建构中，地方政府的功能再造和形象重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谓地方政府的功能再造，即地方政府行使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外，要更多地凸显公共服务职能之重要地位，并通过拓展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构社会压力释放阀，解决边疆民族政治输入的困境，从而化解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抗争性政治。而地方政府的形象重塑则主要是指政府美誉度提升问题，它一方面要求我们革新传统政府文化的等靠要思想，预防权力消极不作为；又要厘清权力边界，明晰公域与私域之分，合理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异化与失范，实现政府文化由人治文化向规制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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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国民认同体系的建构中，如果说政治认同是国民认同体系的顶层设计，那么文化认同则可以称之为国民认同体系的底层依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构成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两大支柱。就我国的国家演进和文化认同而言，我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个民族在相互的接触、互动和交流中，相互包容、吸纳和涵化，最终在当代演化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中华文化，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总体安全重要的文化屏障。多年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尤其以“三股势力”为代表，为了瓦解我国边疆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地蛊惑人心，炮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人为地渲染和扩大我国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和差异化，刺激和煽动民族身份意识的凸显和界别意识的尖锐，妄图割断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的紧密联系，通过消解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以达到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面对当前边疆地区我国传统中华文化的侵蚀压力与解构危机，我国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各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即通过对传统优良文化的继承，现代公民文化的弘扬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熔铸中华民族共有的心灵安顿之地。当代中华文化认同建构，并不是要抹煞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实现多元文化间相互尊重、宽容、理解、接纳和学习，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而不同的动态和谐。中华文化的认同建构，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单纯地寻求中华文化共性认同，也不意味着将文化认同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对本群体、本民族文化的单向认同。它应超越本己文化，从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中，开阔视野，寻求各种文化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更高层次的更新与整合，寻求具有豁达的胸怀及多元文化的问题解决方式，最终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实现各个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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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边疆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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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丰厚的人力资源和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潜在的超级大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冠绝天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使得这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从潜隐走向了崛起。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建构国家安全的努力和主张国家利益的诉求引起了西方和我国周边一些国家的疑惧，在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国家利益的博弈下，境外一些国家在战略层面不断挤压和侵蚀中国的利益空间，在战术层面以边疆问题为抓手不断迟滞和掣肘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传统边疆安全问题的类型更趋多样，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安全压力也不断放大和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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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政治变迁与边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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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迁。为了抢占苏联解体形成的“地缘政治黑洞”，世界主要资本主义纷纷调整其亚太战略，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随着国家军事安全威胁压力的舒缓，也相继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比如，越南调整了其对外政策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柬埔寨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政治解决。这就使得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面临的苏联南下、越南对外扩张的直接威胁大大缓解了。在此背景下，当这些国家重新调整安全政策，关注“威胁”来自何方时，其目光不仅对准谋求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而且也注意到了作为政治大国而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32]尤其是20世纪末期，经过崛起前的长期准备阶段之后，中国已经步入了崛起的起飞阶段。中国的崛起抬升了西方体系之外的世界版图的地位，使得世界结构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冷战中一度严重失衡的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西方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趋于削弱。然而，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世界结构中的主导性大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之后的道路选择问题日益忧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发展将会挑战既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与既有的大国争夺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权、支配权和影响力，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的大国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和冲突。在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和必然之事实后，世界结构中的主导性大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关于中国的崛起，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模式，大体而言，可以分为遏制、接触、平衡、合作四种类型。其中，对中国崛起构成地缘政治障碍的主要是遏制和平衡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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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欧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制衡中国的崛起，一如既往地沿用其两手策略，即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亲密接触”，以求经济上搭中国崛起的“增长快车”，在政治上试图把中国逐步融入美欧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诱使中国“西方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做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另一方面，美欧又要继续“防范”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要防范中国的后来居上，避免中国挤占美国及西方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在政治上更是要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即“北京共识”）影响的辐射和扩大，在安全上则要加强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前沿部署和同盟体系。此外，他们还有意识地针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了战略布局。“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沿中国边界线从西往南再转而向东的、半月状弧形地带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及东北亚与北亚的蒙古，美欧都将采取以拉、诱为主的策略，阻止其进一步靠拢中国，最少要促使其在中国与美欧之间保持中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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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面临中国的崛起，主要采取的则是平衡模式，即相对弱小的国家希望通过大国力量的平衡或利用国际机制约束中国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自知本国力量无法抗衡与制衡中国崛起，在国家安全的思量之下，纷纷奉行“等距离外交”、“夹缝中的生存”、“大国博弈中的均衡”外交理念，并不断作对外战略的调整。如越南就认为，“在大国关系中，假如不实行利益平衡政策，我们将处于困难境地”，“实行利益平衡而不是摇摆、倒向一方反对另一方”，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34]而泰国一贯信奉在大国的夹缝中寻求利益、用一个大国来对付另一个大国的外交方针。至于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但它在各个大国之间也奉行等距离的平衡外交，扩大自身的回旋余地，并发展成为东盟十国的实际领导者。[35]可以说，东南亚国家一些人士对中国长期存在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在他们看来，中国版图所显现出来的地缘政治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也驱动着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断想方设法地促成东南亚的国家地缘力量的均势。“一方面，在区外大国之间搞战略平衡。东盟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战略平衡战略，使中国、日本、美国在东亚保持鼎立之势，利用美国和日本的力量牵制中国，同时也包含利用中国的关系牵制美国的意图。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印度推进‘东向’战略，东盟还利用印度的力量，发展新的大国平衡架构。”[36]此外，在中国周边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领海争端的国家，担心中国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因而极力推动区域问题和双方问题的国际化，希望西方一些大国介入彼此之间的争端，同时在大国之间的相互博弈中，乘虚蹈隙，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越南就冀图“悄悄地”但“大力地”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拉拢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同中国讨价还价，从而迫使中国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西方国家也乐意于将中国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国际化，借此遏制和迟缓中国的崛起，如一些西方国家就极力推动中国西藏问题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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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转型与边疆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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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系统内部也发生了深刻而急遽的结构性变迁，我国社会逐渐由一个传统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由一个封闭社会转向了开放社会、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中国社会体系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转轨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日益开放，中国也日趋加速地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在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边疆地区也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市场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强势植入之下，传统边疆的社会形态被打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关系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强制性变迁。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交相碰撞，使得我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所不曾遭遇到的各种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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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社会分化的问题。社会分化是我国由传统整体性社会走向现代异质性社会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随着现代社会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我国边疆地区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疆覆盖程度和力度尚存瑕疵，社会分配正义机制的建构又尚未完备，这就导致一些困居社会底层的民众被排斥在国家发展成果的共享之外，而大量社会不公现象，又使得民众心态难得理性平和，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冲突的可能性。此外，在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分化还与族际分化交织在一起。在边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族体规模、发展起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各个民族的发展程度也不尽一致，导致了族际分化矛盾的产生。这种族际分化矛盾往往又与社会分化矛盾相互纠缠混杂，使得边疆社会分化的形态更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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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区域分化的问题。区域分化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相生相随的附加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再进行西部大开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根据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区域禀赋的差异性，进行社会资源的非均匀性配给，在短时期内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然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迅急地提升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东西部区域空间差距日趋拉大。两者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低悬殊，经济总量难以等量齐观，社会发育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西部严重的区域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边疆地区存在离心的风险，国家区域一体化的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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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毒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央政府的政治高压和严厉打击之下，毒品问题在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绝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启动，中国与世界交流日益频繁，毒品问题死灰复燃，并由边疆、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周边地区多渠道、全方位蔓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西藏毒品问题开始出现并蔓延，境内外贩毒集团和犯罪分子利用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采取“多头入境、全线渗透”和“大迂回”等方式，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方向经西藏边境地区将毒品贩运于我国内在省份、港澳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云南地区，境外毒品产销正朝多元化、精细化、合成化、专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云南毒品犯罪还呈现出线路迂回、人员特殊（外国籍、外省籍的少数民族涉毒人员，以及怀孕和哺乳期妇女藏毒、运毒等）以及零星贩毒肆意蔓延的特点。在广西查获的毒品犯罪中，大部分毒品都经中越边境线入境，形成了“金三角—越南—凭祥—南宁—广东—国内—国际市场”这样一条新的国际贩毒通道，并且体现出贩毒网络家族乡党联结、藏毒方式五花八门、运毒群体老弱病残等诸多特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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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跨境犯罪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边疆地区传统道德的软性约束力度有所淡化，法治的信仰和约束机制又尚未完全建构，再加上边疆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质，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犯罪逐渐走向了高发。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犯罪主要包括走私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跨境赌博问题，以及相关跨境暴力事件等。这些跨境犯罪问题，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安全，阻碍了边疆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影响了民族关系，是妨碍当前边疆和谐与安全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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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跨境流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深度融入世界，我国边疆地区已经不仅仅是我国的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塞，而且还日益成长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疆独特的地缘特质和国家的开放流动使得我国边疆地区的民众跨境流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边民跨境婚姻、跨国务工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正常流动的社会因素，又存在一些影响边疆社会安全的潜在风险。比如，在跨境婚姻方面，边民往往寻求传统和习俗的认可，而不谋求法律的同意，导致了我国边疆地区的非法婚姻、非法生育、非法居留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但挑战了既有社会管理秩序而且还存在很多社会安全隐患。在跨境务工方面，中缅、中越边境不少民众没有办理进出入境许可证，没有签订相关的劳务合同，给边境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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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利益的凸显与海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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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海陆兼备的地缘属性使得中国具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潜质，也决定了中国不得不承受地缘政治“战略上两难和安全上的双重的易受伤害性”[38]。我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的农陆文明国家，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内陆的生产和流通。中原农耕区域既不存在来自海洋的外敌威胁，自身又无拓展海上贸易的内在驱动。这就导致了中国王朝国家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地缘战略取向。然而，建立在王朝国家封闭性演进历史中的地缘战略取向在世界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受到严峻的挑战。西方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大扩张。古老的中国被远洋而来的西方殖民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及至晚清时期，北方俄国虎视眈眈，东南沿海列强压境，中华文明的存续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陆疆和海疆的严峻危机，清朝朝廷上出现“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之争。最终，腐朽的清王朝试图以陆为主，海陆兼顾，但毕竟国力衰微，心有余而力不足，终至海陆双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海疆问题逐渐受到了重视。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了我国的海岸、海洋岛屿、内水、领海与我国的陆地国土、陆地边疆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982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成为公约缔约国。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了中国海洋权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虽然在理念层面上逐渐注意到了海洋权益维护的问题，然而，由于国家实力、国家治理重心和对外战略的影响，我国的地缘战略取向依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陆轻海”的倾向，在实践层面上，我们海洋权益的维护、保障与拓展依然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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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对海疆问题疏于经营和管控，使得当前我国海疆维权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其复杂性体现在我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八个海域毗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国家与我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日本不断强化我钓鱼岛的军事存在，菲律宾国会通过专项法案将我黄岩岛等部分岛礁划入菲领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我南沙弹丸礁宣示主权，越南政府抗议我西沙群岛的主权宣示。周边的一些国家，采取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试图将侵占我海疆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日本、菲律宾等国还极力推动钓鱼岛问题和南沙问题国际化，引入美国势力制衡中国，一度导致了中国的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十分紧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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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权问题的严峻性体现在当前我国海洋权益的流失与海洋边疆的挤压在很大程度上逼仄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空间，也影响了我国的国际战略通道的顺畅，其中给中国海权扩张和国家安全造成最明显掣肘的就是岛链锁闭和马六甲困局。就岛链锁闭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有三条岛链：第一岛链由可拉斯加、加留申群岛、日本、韩国等地的基地和驻军组成；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组成；第三岛链主要由美军的夏威夷群岛的基地群组成。美国的三条岛链，相互依托，递次进击，其攻击范围几乎覆盖了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严重地压缩了我国海洋防御纵深。因此，能否掌握第一岛链的内海制海权和第二岛链的海域战役制海权，是关系到我国大国崛起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就马六甲困局而言，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中国南海和安达曼海的一条狭长水道，与大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共同成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吞吐量极大，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约5万多艘，其中近六成都是中国船只，涉及到了中国80%的石油进口。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控制了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40]然而，就是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能源安全线，我国几乎毫无控制能力，并且迄今为止也尚未能找寻到破解马六甲困局或替代马六甲海峡的良方。可以说，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彰显了中国海权防卫的短板，也潜藏着中国能源安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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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海洋利益被侵蚀，海洋边疆被挤压的严峻复杂局面已成为掣肘中国崛起的一大桎梏。对于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大国崛起而言，没有海权的崛起，陆权的崛起也将失去支撑。美国海权研究先驱者马汉就曾经分析过，“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定，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41]可以说，大国崛起的理想图景离不开海权的支撑。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海陆兼备而又长期疏于海权经营的大国而言，海权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能源安全问题，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应该致力于中国海权的“补课”，切实维护和建构中国的海权，这是当代中国崛起迫切而必然的要求。正如美国海军上校、中国海军问题专家戴维·穆勒分析的，当代中国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领土统一均提出了对海权的需求。经济的现代化依赖于能源和对外贸易，直接导致国家对专属经济区（能源）和一支大型商船的需求，而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领土统一需要使用海军力量。在未来，海权将是中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的首要手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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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边疆的拓展与建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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