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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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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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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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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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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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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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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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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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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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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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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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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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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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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也不是没有好好检讨失败的原因。那时候党内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觉得以前在大陆就是让人民过得太爽，所以才会丢掉政权，以后要抓得更紧，要更专制一点；另一派认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没能有效疏导百姓意见，到台湾后一定要痛定思痛，继续推行民主。《自由中国》其实就是在这两种立场对抗下产生的，不幸的是，前一种思考占了上风，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管得比以前更严，也越来越崇尚蒋介石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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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案”与“雷震案”只是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在戒严时期可说是大小案不断。在戒严令下，法令很模糊，相关机构的工作定位很模糊，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只有执法人员的自由度很高，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办事，所以在当时常常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荒谬不经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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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台湾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柏杨的“大力水手案”。1968年，柏杨任某报纸家庭版的代班主编，该版每天都会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有一期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卜派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无人小岛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文宣，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大家都知道“蒋总统”每次公开致辞都是以这句“全国军民同胞们”开头的，柏杨老早就是国民党的眼中钉，一直想要抓他，这一下被情治单位抓到了把柄，认为他暗讽蒋介石父子，结果就被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徒刑，减刑至8年后又无故延期，一共被关了9年又2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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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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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提过有关诬陷作家陈映真的笑话，这是当局眼中的蛋疼分子。有一次，情治人员去抄家，搜出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就紧张地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他是谁？”哈哈！照这样来说，社会学的马克思・韦伯、电磁学的马克思・威尔都有更大问题了。这些国民党当局的鹰犬坏就算了，但是又笨，不学无术。还有像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左拉，只因为姓名发音译成“左”，就被打入左派，他的书也成了禁书。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位抒情摇滚歌手Richard Marx，他最初的译名为“李察・玛克斯”。当局一见“玛克斯”顿时花容失色，气急败坏地立刻要求收回所有卡带，并且帮他改名为“李察・玛尔克斯”。还有人在机场入境时行李中有本《诗经》里的《毛诗》，也被没收，原因嘛，你就自己去想吧，应该很明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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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别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名作家，因为他们没跟着来台湾，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就通通在国民党政府查禁之列，因为他们全都“身陷匪区”。而这些大陆或香港文学家的翻译作品，也照禁不误，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巨人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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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情治人员没那么笨，那只是借口。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当局想要控制一切，包含思想与意识形态，所以禁书、禁片、禁歌也一堆，所列理由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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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比较倒霉，因为自己的小疏忽就被抓走去“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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