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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游行”没过几天，到了5月20日，又发生了一场台湾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当年对于是否要开放美国农产品的问题争议不休，所以南部农民上台北抗议。本来早上还是比较单纯的请愿，虽然“立法院”的招牌也被拆下来了，可是到了晚上，也变成遍地开花的“街头游击战”，台湾前所未见，一直搞到隔天天亮才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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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时候，台湾有两个主要记录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媒体，一个是绿色小组，另外一个是第三映像。他们的街头纪录片都以记录社会运动现场为主，在“5・20事件”中，两方人马都到现场拍摄。在这个事件里，警方和农民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打农民，可是农民也朝警方丢石头。可是最后影带出来后，两组人马的影像不太一样，绿色小组的片中一味控诉“政府”的不对，强调警察打人；而在第三映像那里，除了警察打人外，也出现了农民攻击警方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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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后来就引起社运界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第三映像这么做会成为警方搜证的证据；但也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否则就跟那些官方媒体没什么两样了。这两种意见引发激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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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说过的话：“这还只是个开始，这城还有更大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就是这样，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每个人手边都有些闲钱，可是社会分化又大，再加上社会松绑，上街头成为常态，许多以前隐而未彰的议题、族群、团体出现，觉得自己也要争取该有的权力，纷纷开始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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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标记就是混乱、狂飙与喧嚣，棍棒与石块齐飞，驱散方阵与强力水柱车一同向前。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想上街头，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时代一样，每天都有新事物、新议题产生，抗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就如以前说过的：旧秩序逐渐崩解，新观念还没完全建立，自然给在威权体制下，过惯安稳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一种社会脱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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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不是每个上街头的活动，最后都要搞到警民冲突才够悲壮，还是有很多诉求比较柔性的游行活动。比如说“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就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某个仲夏夜，数万人一起在当时台北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过夜，以抗议受到财团炒作而狂飙的房地产价格。这场抗争理性又幽默，轰动一时，也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肯定，连政府都不得不出面表示房价应该多少才正常。当然啦，活动结束后到现在二十几年，房价从来没有降到“政府”说的那个“正常”数字，开发商依然黑心，一直只想要盖豪宅大捞一笔，也不见“政府”推出什么有效的居住政策，绘声绘影的房价崩盘也从没出现过，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还是买不起房，被房贷压得嗷嗷叫，但二十几年前的“无壳蜗牛”运动却是许多人莞尔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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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团体在那时也发起过好几次拯救雏妓的运动。原来，以前在台湾，少数民族人口贩卖的问题非常严重，未成年少女被贩卖为雏妓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妇女运动刚起不久的台湾，这些团体就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红灯区——台北市华西街，举办游行抢救雏妓。当时受到的威胁恐吓可不少，就连社会也不太正视这个问题，宁愿挂着遮羞布视而不见，也没有人想去戳破这种表面的和谐。有些大企业连救援海报都不肯挂，认为可能影响他们的形象。可就是因为这些妇女团体的努力，直接影响了1989年台湾《少年儿童福利法》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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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也穿着传统服饰走上街头，高喊“还我土地”“还我本名”，反对核废料排放在兰屿。他们在街头上用高亢清澈的嗓音，表达他们对土地的热爱，用传统舞剧抗议政策对他们的歧视与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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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甚至有比较欢乐的游行活动。教会团体为了替圣诞节的布道会做广告，找了一千多个教友扮成圣诞老人上街游行，一边唱诗歌一边喊“耶稣爱你”。这种宣传创意现在看起来都还让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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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20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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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民进党很多诉求主张还不被一般人接受，甚至还有很多人视民进党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毒瘤，支持民进党的人常常都是默默的，不让别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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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大学同学回忆当年小时候的事，到现在还会咬牙切齿地不爽：话说那年民进党的尤清竞选台北县长时，他还在读国小，选前有一天，老师亲切地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选尤清的人举手。”小朋友们左顾右盼，包括这位同学总共有五六个小朋友天真无邪地举手。老师看了一眼说：“今天放学都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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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几个小朋友放学后全部都被留下来，做纯正的思想辅导，对小朋友来说，什么思想那些屁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放学后不能赶快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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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国民党的公职人员，在公开场合似乎都有种热切的，为党国付出而自我陶醉的宣传使命，因为一切都是党国所赋予的，这样一来，公器私用也不意外。读小学的时候，每到选举，那位忠贞的国民党籍校长，总是在全校朝会的时候，公开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做宣传，要小朋友回家告诉父母要支持他，还要先冠冕堂皇地说一堆并不是在为他宣传的话打烟幕弹，很多老师也会在班上调查同学家里的投票取向，结果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留下做辅导。有时候家长写联络簿，建议老师最好不要在课堂上为特定政党讲话，这些老师也不怕，就直接回复家长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简直就跟C罗说他从来没踢过假球一样可耻。最可怜的是小朋友啦！从此就变成重点关怀的对象，在学校里这种操蛋的老师特别多，毕竟那个时代，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像罗永浩老师一样那么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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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我从小就受到党外杂志荼毒特别多，各种奇怪反动的毒素都充斥在脑子里，又或者根本就是年轻反骨的个性，就是要跟老师唱反调。到了初中时，国文老师要大家写一篇有关做人要诚实的文章，那时候心高气傲，总觉得只有我才知道什么是公理正义，所以就洋洋洒洒地在那只需要1000字标准的作文中写了3000多字，整篇陈述了政府说了多少谎言，上行下效，所以社会风气都受到影响，反正都不是自己想的，都是听来的，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用一种极悲壮，“让迫害来得更猛烈吧”的心情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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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批改后返回来，让我大吃一惊，那篇作文是我拿过最高分的一次。老师在后面用红笔批改，写道：“你说得很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这些话在外面不要乱说，因为现在社会还不容我们说太多真话，你长大后就懂了……”看完这段批改，心里暖暖的，可是又带了一点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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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像以前只会埋头赚钱。大家开始有钱了，想的事情一多，结果就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分化。以前“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觉得我制定的政策就是好的没有错的，可是，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傲慢，在政策制定时常常忽视了民意，尤其是中南部的百姓，总觉得台北那些官们“坐在台北的冷气办公室里看台湾”，以为台北就是整个台湾，这种被冷落的心情，自然也转化成对国民党的不满。总之，过时的政策思考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一般民众生活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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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是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台湾从“政府权力至上”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重要阶段。以前国民党总是宣传“大有为政府”，就是威权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行政效率，创造了经济奇迹。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连串事件：比如政治上的“江南案”，经济上的“十信案”，还有各种环保及消费者权益受损等民生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这都让百姓对政府的说法产生怀疑和动摇。至于政治上，为了维持“法统”，“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全面改选，而这些老代表又逐渐凋零，这“法统”要怎么维持下去又是个问题。在外交上，“邦交国”越来越少，百姓都体会得到，政府过去宣称代表中国“正统”的说法与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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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以为台湾社会运动在那些年会那么激烈，是因为解严的关系，这个说法有点倒因为果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反对运动，鼓舞了农民、妇女、消费者、劳工等各阶层人士相继投入社会问题的改造。换句话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政治冲撞，促成了政治控制力的松绑，也加速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成形，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关心的议题来发声，这也进一步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愈来愈高涨的改革声浪采取妥协，以避免人民强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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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2 “国会”改选，李登辉读《圣经》寻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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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一开始，“国会全面改选”这个问题就浮上台面，成为头等大事。而那时候国民党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间的斗争达到最高点，已经到了最后大决战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又纠缠在一起，这年的政坛非常精彩，不仅政治人物，民众也纷纷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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