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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傅伦奔赴新发地，目的地是“如果”的生产车间，20公里的路程，每两周一次。傅伦一边用iPhone回复邮件，一边交代坐在后座的助理琳达催促上海工厂尽快将果汁瓶发到北京。“上海工厂回复说周一没有那么多量，可能发不了货。”“琳达，我建议你再催一次，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有多少发来多少，好吗？”对下属，傅伦的态度多是“我建议”、“我认为”，然后会在结尾加一个大大的“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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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喜欢傅伦的温和有礼，但也见识到了他德国式的工作节奏。2010年年底她来到“如果”公司工作，几个月前开始做傅伦的助理。某天早晨她打开邮箱，看到傅伦连续发了两封邮件，时间分别是凌晨和早上六点。“他难道不睡觉吗？”琳达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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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座的傅伦很享受“工作狂”的外号，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围绕在“丽都（家）——紫荆豪庭（办公室）——新发地（工厂）——新城国际（直营店）”。没有周末，也绝少有业余生活。有时他和家人朋友吃饭，琳达也会接到邮件：“琳达，我今天去的这个餐馆很不错，也许适合果汁的售卖，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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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过四方桥，周遭的景象发生变化：高档写字楼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大货车和路边各类嘈杂的露天杂货市场。傅伦忽然感叹：“这里（南城）和朝阳太不同了，但西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城市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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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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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傅伦总也搞不懂中国的市场和政策，有些问题来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相关部门一面认可“如果”的新鲜，一边担心“太过新鲜的东西是否绝对安全”。傅伦同意安全对于食品来说最重要的，但是不需要牺牲营养，他要提供的是既安全又有营养的果汁。有一些人劝傅伦：“你做兑水的，加入防腐剂反而简单，麻烦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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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伦后来才明白，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任：“人们给孩子买牛奶害怕，买蔬菜、水果只敢选择有机的，可有机的也经常是骗人的。我最烦心的事是孩子们没有真正可信赖的食品。麦当劳、肯德基对身体太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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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扣、返点”这些中国的商业潜规则傅伦已经习惯了，他的财务和销售再也不用在办公室里苦口婆心跟他沟通商业规则里的中国奥秘。今年中秋，傅伦主动问销售：“要不要送点月饼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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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伦耸耸肩：“很多事我都懂了，但我绝不做违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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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傅伦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实习，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从虹桥机场到大众公司所在的安亭是一个半小时车程，他算了算，在德国，这段路程可以从慕尼黑开到纽伦堡，足以跨州。儿时，他出生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城市美因茨（Mainz），长大后，随父母搬到了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大学期间，他去伦敦旅游，回来后觉得慕尼黑“太小，太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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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海前，他对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很好奇：“我喜欢Urban（城市化）的地方，在德国，只有柏林有一点这样的气质，其他城市太小了。记得我刚来上海，一下飞机看到这么多人，就想，这个城市一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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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傅伦结束实习回国。半年后，拿到经济学学士，申请加入大众，被派到中国。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换成了北京。在大众，傅伦负责采购，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在出差，从江苏到湖北、东北，飞机降落后进酒店，开完会走人。在大众工作三年，他没能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少数的娱乐是和德国同事去三里屯喝酒，能说的中文仅限于打车指挥司机“左转，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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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公司内部调整，加大汽车零件的出口业务。傅伦对工作失去兴趣，想换到其他部门，未果。他决定辞职，而且计划先好好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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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聚会中，他认识了德国人汉斯。汉斯是一名律师，素食主义者，两人见面不约而同地抱怨起中国的饮食。“我和汉斯之前的工作和吃喝一点关系没有，但我们都比较注意身体。聊完天，我们决定在中国做一个能让人放心喝下去的鲜榨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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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德国人来说“放心喝下”的鲜榨果汁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无浓缩，当日鲜榨，100%新鲜水果，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傅伦形容“就像小时候妈妈为我榨的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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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5月到2007年年底，傅伦和汉斯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创业。他们用典型德国人的认真态度学习不同种类的水果，比较榨汁机器，了解加工过程，研制果汁口感，去中国香港和泰国考察鲜榨果汁市场。诞生于英国的鲜榨果汁Innocent给他们很大启示，但英国公司是找人代工贴牌。在中国，傅伦没有找到这样的工厂。朋友向傅伦推荐过一家中国知名果汁生产厂，参观后，傅伦很生气：“他们说是纯果汁鲜榨，但用了别的东西，包装上也不写明，这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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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一圈，傅伦发现：自己想做的这个果汁的确很难，从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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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傅伦和汉斯共拿出30万人民币，成立了“如果”鲜榨果汁。傅伦负责销售经营，汉斯掌管采购研制产品。他们首先需要抵抗的是来自中国朋友们的善意劝告，一个中国朋友告诉傅伦：“你一瓶果汁必须定价50元，中国做生意面对两类客户，一种很有钱，一种很穷。”傅伦害怕：“一个公司如果只为赚钱，东西只卖给有钱人，我真的不敢做。我们想把产品介绍给更多的中产阶级，那才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群体。我们需要让这些人了解一种新的产品，就是真正的鲜榨纯果汁，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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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的转机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前，丽思卡尔顿酒店希望“如果”为酒店提供早晨的果汁，但不能用“如果”的品牌。此前，“如果”一天的果汁产量是50升，果汁加工在新城国际30平方米的小店里就可以做。丽思卡尔顿则需要30至50升果汁——果汁机器被搬到酒店厨房。随着奥运会来临，更多的五星级酒店找到傅伦，产量的成倍增长促使他们在新发地租用了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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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需求摊薄了“如果”的成本。“夏天，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上好品质的橙子，需要从美国进口。一个集装箱是10吨，单靠做品牌，小企业根本消化不了这个量。酒店的大量订单让‘如果’有了规模效应。”傅伦说：“但这不是我做生意的目的，最终我还是要做自己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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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来得越快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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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伦刚得到一笔1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购买专业的果汁杀菌和自动包装设备。这样一来，他就可将一天的保质期延长到两天——保质期延长意味着果汁销售渠道的扩展。但他还在找至少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品牌建设和开更多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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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伦在这期间约见了很多投资人。大部分人的口径如出一辙：两年后我可以帮你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傅伦听了这种话总是很紧张，摆摆手说：“好好好，感谢你，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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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傅伦坚持认为“钱来得越快越坏”，自己也会受不了，所以他很紧张。他发现现在在中国找钱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他要的是一种信任关系，只有相处时间越长，人和人之间才有信任。中国朋友经常“责备”傅伦，说他这样做生意太难太累。但他辩解说：“德国人做生意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喜欢做市场营销，我们相信‘value for money（物有所值）’。好东西口口相传，我做的就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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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早上9点半，在新城国际小区的“如果”店前，配送员小朱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跨上一辆橘黄色的电动自行车，开始一天的送货。傅伦并没有要求小朱一定要穿正装，但小朱喜欢这样，因为“显得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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