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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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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毫无拍片经验的年轻人突发奇想要做电影导演，最常见的路径大致有三种：一是混片场，从场记、副导演做起，积累经验，最后升成导演；二是从电影的其他行业转入：比如编剧、摄像中有很多人最后都成了导演，也有人演而优则导；三是拍摄短片，写剧本，然后拿了本子或者作品的构思去寻找投资人，这条路的偶然性最大，但走的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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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谈过的投资加起来都快上亿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资人，乱七八糟的公司老板，我都会去谈，每次都抱着希望，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成。”曲江涛说，2010年前后，这些事情更多了。“最近，会看到一些很傻的剧本，很草台的班子，很着急让我去拍，反而搞得我很紧张，不敢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勇气从哪儿来的。”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曲江涛还是会去谈谈看，“真正的机会或许就在里面，万一错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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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之后，因为商业片成功赚到钱的例子越来越多，加之电影观众剧增，电影大环境开始改善，越来越多的钱进入了电影行业，据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估算，2011年国内电影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了70亿元。“扎钱”成了很多年轻导演的功课，他们拿着自己的剧本、短片和获奖证明去寻找那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富有的冒险家，希望得到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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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北京当摄像的时候拿了七八个证书，原件复印件都有，简历也印得很好，结果发现干摄像根本就不需要简历。现在想当导演，反而要拿着简历到处跑。”曲江涛说，要说服投资方，简历上要写你得过的奖，给人家看你拍过的短片、广告、纪录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拍过什么电影，甚至没有拍过同类型的电影，也会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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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曲江涛得到了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叫《像小强一样活着》，跑了两三年，希望能得到投资方的赏识，最后也没有结果。后来这部小说被另外一个导演关尔拍成了，花了100多万，在2011年暑期档上映，票房有500多万。“这事情真的挺遗憾的，当时我买了很多这本书，送这个，送那个，和那个作者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是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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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希望的一次是2008年，曲江涛曾和另外三个导演进入过一个叫“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掘电影新人、拍摄小成本优秀商业电影。后来，这四个导演中，乌尔善利用这个计划的钱拍出了《刀见笑》，另外三个人就没下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曲江涛说，他很羡慕乌尔善。虽然观众对于《刀见笑》的评价分歧较大，但投资方赚到了钱，使得乌尔善能够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画皮2》，主演有赵薇、周迅和陈坤，“一下就跨进亿元票房俱乐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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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类似“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这样培养新导演的计划越来越多，也培养了不少导演，但进入这种计划，并不意味着能够拍上电影，还要拼资历、拼剧本，乌尔善在拍电影之前是广告界的大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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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杰是通过贾樟柯的关系，参加了一个叫做“添翼计划”的培养新导演的项目。2002年，韩杰将自己的毕业作品《回家》的光盘递给了贾樟柯，两个多月后，贾樟柯约他谈谈，后来，韩杰成了贾樟柯的副导演。4年后，韩杰拍摄了一部地下电影《赖小子》，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获得了好评。2010年，韩杰终于拍上了自己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Hello！树先生》，由贾樟柯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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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是山西文化界的骄傲和名片，通过他的名气，在山西的企业家中融到了很大一大笔对回报要求比较低的资金。2009年10月，贾樟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公司西河星汇已募集到一亿元人民币，近期将投拍年轻导演的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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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涛正在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是田壮壮监制的，曲江涛根据他爸爸和他侄子的真实故事写了这个剧本，投给田壮壮的公司，田壮壮又投给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最后由电影频道出了100万，把这部电影拍了。“田壮壮对我帮助特别大，电影是在陕西华县拍的，开机第一天，田壮壮还专门跑到陕西帮我坐镇，后来我剪辑的时候，他也提了很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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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像贾樟柯、田壮壮这样愿意扶持新人，为新人做监制的电影界前辈很少。但这在香港几乎是一个传统，徐克为吴宇森、李惠民做过监制，李惠民是《新龙门客栈》的导演。很多人认为《新龙门客栈》是徐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徐克只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吴宇森也为陈奕利（《天堂口》导演）、李巨源（《窈窕绅士》导演）、苏照彬（《剑雨》导演）做过监制。王晶也扶持过刘伟强、钱文锜等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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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好的资历和贵人相助，拿着剧本去找投资方，几乎是新导演“扎钱”的唯一出路。“如果投资方觉得这个剧本不错，想投资，你就跟投资方说，你要么让我做导演，要么我就不把剧本卖给你，有时候投资方脑子一晕，也能成。”曲江涛说，但是他并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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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写的剧本投拍过，效果还不错，你就比较容易说服投资方让你做导演。”张江南在做导演之前，写过一些电影剧本，有些也投拍了，比如喜剧《大胃王》，这为他找到钱奠定了基础。“国内确实没有好剧本，如果张艺谋都找不到好剧本，那就证明确实是没有。”张江南说。《山楂树之恋》这个剧本本来以20万人民币卖给了一家影视公司，后来张艺谋拿出150万把整个项目直接买下。“要是没实力，谁能干这种事情啊。业内传说刘恒写《金陵十三钗》，编剧费是400万，好多电影的投资都不到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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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钱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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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制片人马珂统计过：“中国的人才只能保证七个优良的电影剧组开机。”拿到钱之后，也并非就一帆风顺，找不到每个岗位上的合适的工作人员，仍然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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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应该是电影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比电视剧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入和水平高。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张江南说。这几年，电视剧行情火爆，电视剧《宫2》仅网络独播权就卖了185万元，腾讯为了这部电视剧付出了7000万人民币。高收益使得很多优秀的影视剧制作人员流向了电视剧行业，电视剧最好的编剧的价格已经涨到一集30万了，普通编剧一集也能拿到5～10万元，一部电视剧至少有上百万，而绝大部分电影编剧的酬劳都在50万以内，而“写一部电影剧本并不比写一部电视剧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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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年来看过两三百个剧本，没有一个能拍的，至少我拍不了。”曲江涛说，他经常看到一些剧本一开头就写“在月球上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或者“十万大军围剿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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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成熟编剧的剧本根本不会落到我们手里，所以‘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只能自己写剧本。”曲江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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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还发生了‘演员荒’，演员都找不到，都没有档期，不论多么不靠谱的演员，多么二三线的演员，档期都约不上，价格也要的很高。”很多年轻导演都这样抱怨。曲江涛的电影《孙子从美国来》的主演罗京民，就是在《士兵突击》中饰演许三多父亲的那个大爷，很多观众对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任何印象。“老头现在忙得很，档期也很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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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核心的观众就是18～35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需要看帅哥、美女，需要偶像。今年的电影市场也证明了，拍年轻人的故事给年轻人看，才是商业电影的正路。但是，大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优质的青春偶像，而台湾却一年又一年地培养出优质养眼的青春偶像。其他电影的制作和辅助岗位的情况基本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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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凡是跟电影沾边的，写过检查的人，数不过来，连基本不识字的演员也要被迫找人代写。没做过任何检查的人，或者太懂事了，或者还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影评人张献民说。写检查成了电影制作者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下文简称电影局）沟通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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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入圈子的年轻导演来说，他们对于拍出能够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电影更加缺乏经验。“当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拍摄地下电影，是因为他们连拍一部电影需要办哪些手续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地就把片子拍成了地下电影。”和第六代导演相熟的张江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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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曲江涛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高中生的电影剧本，里面有高中生抽烟和打架的情节。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出资150万元，并赞助机器设备，曲江涛连团队都搭建好了。后来，剧本由电影局转给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下文简称国家教委），国家教委给他的批复是：“此剧本无需修改，不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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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愿意拍南京大屠杀啊？尺度大，还有天然的恶势力。但是拍这个，你的剧本还要通过外交部的审查。”很多接受采访的电影人在谈到最近上映的《金陵十三钗》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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