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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只在纽约待了两年，他很少参加聚会，宁可一个人沉默地呆在家里。在他眼中，那就是一群衣着暴露的女人围着一个华尔街男人各显神通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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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有些中国人只说英文，并时常道歉：“对不起，来美国好几年，我都快忘记中文怎么说了。”这让十几岁就在美国生长却乡音不改的宋林有一种反胃的生理反应，“这个城市的逻辑基本就是：如果你不漂亮，又没有钱，那你就等着自生自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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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离开纽约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一待就是六年。他所在的实验室选择的科研方向是通过显微镜探究大脑内部的路线结构。这个刚刚起步的领域前途未卜，工作量巨大却又进展缓慢，六年之中他熬走了四个同事。他们多数去了华尔街，并告诉自己：“等挣够了钱就回来开设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但多少算够？他们又留给自己多少时间？最后，当初跟宋林一起来这个实验室的四个人，只剩下后来选择回到中国做教授的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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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孤独和形影相吊也是宋林的“常态”。不是那种没有人陪着喝酒聊天的孤独，而是别人都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孤独。好在那一条底线依旧开阔而柔软：“大不了，还可以回去放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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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李一佳也毕业回到了国内。他在一家外企公司开始了一份年薪60万元的工作，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便辞职离开，自行创业。坚持三年，经济窘迫的他重回本行，从年薪30万元做起。创业的失败也让李一佳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虽然我在伯克利学习过，但比起没学过的人，我不一定比他们强。现在，我比从前快乐了，我很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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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哈佛大学”仍旧是Justin身上的一个枷锁，“我不喜欢我现在做的投资行业，我喜欢教育。但如果选择教育，我就不用去哈佛念商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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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缩在臃肿的羽绒服里连连摇头，“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绝不会放弃我的太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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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要赶回去看望他的太太。当年，她在他去哈佛一年后赶去美国陪读，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给陪读的人工作机会，她只好被迫赋闲在家。现在，Justin很高兴的是，因为他事业的成功，“她完全有把全职太太当到底的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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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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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电影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大的门槛在于电影是一个试错成本很高的行业——投资方不愿冒险相信新人，电影行业整体浮躁，新导演怎样才能获得自己拍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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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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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2日，在位于北京西土城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机房里，曲江涛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做后期处理，等待电影频道的领导们验收。这部电影频道拍摄的儿童题材的影片，是他坚持了十年的电影梦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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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完成的作品，曲江涛已经没有太多的紧张和激动了——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七天之后，北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一条胡同的咖啡馆里，曲江涛已经在和下一部电影的制片方开剧本会，他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一部爱情片，将进院线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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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也就是2002年，由于录像带、DVD和各种音像制品冲击，中国电影总票房仅有九亿元人民币，用圈内人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电影已经烂到家了，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已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电影市场出现大面积和大额度的亏损，电影人纷纷转拍电视剧，摄影棚搞成了仓库，电影院改成了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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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27岁的曲江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进修班，学期一年，学费25000元；25岁的韩杰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进修班毕业，独立拍摄了一部22分钟的电影短片叫《回家》；22岁的张江南即将从北京大学电子系毕业，忙着做一些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比如“首届中国同志电影节”，还写了一个叫《春花开》的电影剧本。十年后，他们的职业是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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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中，曲江涛和电影关系最紧密——他曾在新疆电视台做过三年的摄像记者。2001年6月，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北京当北漂，在离中央电视台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个地下室，接点中央电视台有关摄像的零活。“跟路上找活干的民工差不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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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他一起租房子的同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上进修班，毕业作业要拍一个短片，曲江涛就为他写了个剧本，是个爱情片，让这个同乡正在追的一个女孩子演女主角。因为找不到人当导演，曲江涛也就兼任了。“根本不知道导演是干嘛的，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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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在编故事方面挺有能力的。”曲江涛说，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有进修班，曲江涛就报名了。“那时一边上课，还要一边赚钱维持生计，没学到什么知识，就会学怎么看电影了。”这一年的进修让曲江涛把“拍电影”列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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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琢磨拍电影的事情，踏踏实实干摄影，我现在都应该在五环以内买上房子了。”曲江涛说。上完这个进修班，曲江涛仍然以拍纪录片和广告为生，但心思已经全放在电影上了。熟悉他的人说他“善于在平凡生活里寻找温情”，很有幽默感，这一风格的形成跟曲江涛的性格和之前动荡的生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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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质学校计算机系毕业的韩杰的电影梦则来源于张艺谋，张艺谋卖血买相机搞创作的故事深深地鼓励了他，他觉得，既然张艺谋能突破生活的樊笼去追求艺术，自己也能。1999年，张艺谋带着《我的父亲母亲》去深圳宣传，在深圳打工的韩杰买了一张影迷见面会的门票去见张艺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韩杰觉得张艺谋也就是个普通人，这更加鼓励了他。韩杰不喜欢当天放映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他一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搞不好自己可以拍得比这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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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韩杰辞掉了深圳的工作，跑到北京，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之所以选这个专业，也是模仿张艺谋的成功之路。到北京之后，他才发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是学图片摄影的，于是就上了两年制的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班。韩杰的电影有天生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他也是个希望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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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张江南从江西樟树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电子系。“我上高中的时候，全校每个人都认识我，来北大之后，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失落感和没有女朋友的空虚，令张江南迷上了看电影，他突然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电影，至今他还记得有一个情人节花了三块钱去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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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很多电影、电影大师的名字，只在书上看到过，说拍得多么多么好。那个时候突然赶上了DVD的时代，每天就去淘碟，什么都能看到了。”张江南说，他突然发现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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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就是笔，是表达自己最好的武器，这个说法很打动我。”张江南说。每个电影人，特别是非科班出身的电影人，在考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都是梦想，而不是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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