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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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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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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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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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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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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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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可以说，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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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进步，可是政府对此不鼓励，甚至进行限制。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偏偏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走向危险的境地。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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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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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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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平的认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办法消除一切不平等，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比如，高级宾馆里有住套房的，也有扫厕所的，这当然表现为不公平。但是这样的不公平在可见的将来还无法消除。各人的收入有高有低也暂时无法消除。对这一类现象，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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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然而拿历史的事实来看，有史以来追求财富的平等从来没有成功过。财富的不平等是经常现象，不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论在什么制度之下，财富的不平等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趋势看，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结果，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钱，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倍数绝非古代任何时候的贫富倍数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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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财富的不平等，还有一种不平等，就是地位或权势的不平等。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有权有势，能够控制别人；有些人受人欺侮，只好忍气吞声。固然，权势的不平等往往和财富的不平等相联系，很多情况是二者勾结，又有钱，又有势，但二者确实是不同的。历史上有不少两袖清风的大官，他们手握巨大的权力，但是没有以权谋私，始终保持廉洁。相反，也有无权无势的豪富，最后自己的那点钱也没保住，被别人巧取豪夺弄走了，而且投诉无门。所以说，财富的不平等并不等于权势的不平等，二者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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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追求平等，虽然在财富的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地位平等方面，在对权力的限制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现在的大官也不能随意处置别人，必须依法办事。人权得到了承认，人人都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在有些地方人权还被特权干预，但是特权的享有者也不敢明目张胆，只能暗地里做一些行使特权、违法乱纪的事。在发达国家里，服务员为客人服务，客人都要道谢。他们在财富方面可能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享受服务必须道谢，不论这位客人是总统，还是大银行的总裁。但在100多年以前，慈禧太后享受李莲英的服务，是绝不会向李莲英道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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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种不平等的不同变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虽然使人厌恶，但是它又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它有利有弊。在市场经济里，人们的收入取决于他对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是由要素贡献决定的，提供劳动者获得工资，提供自然资源者获得地租，提供资本者获得利息，贡献得愈多，或者说创造得愈多，分配也愈多。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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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凭权势剥夺别人所创造的财富，所以人们追求权势而不追求财富。可是权势具有排他性，皇帝只有一个，我当了你就不能当，所以纷争不断。而财富没有排他性，你能发财，我也能发财，所以大家都去争创财富。当特权受限制时，人们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追求权势，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中最穷的人，境况也能有所改善。所以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穷人的境况有了好转。相反，在致力于消灭财富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的境况越来越差，衣食不足，连生存都困难，因为全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受阻。这是近年来全球性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其中包括中国。凡是地位平等得到改善的地方，财富创造使穷人脱了贫，有了起码的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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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还有一层原因，就是金钱和权势的勾结。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依靠权势获得财富，而且这部分财富的不平等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它是掠夺性的。比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它们造成财富的差别，但是没有财富的创造。在市场规则之下，财富的差别是和财富的创造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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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告诉我们，对财富的不平等虽然要加以限制，但不能完全消灭，而对权势的不平等是可以而且应该取消的。可是中国1949年到1978的30年，走的是相反的路，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财富的不平等大大减少了，但是不但保留了地位的不平等，而且大大发展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农村和城市居民地位非常不平等。农民完全是二等公民，没有平等的就业、居住、旅行、迁徙的自由。农民一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变成城里人，有一张城市户口。其次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划分，把人们分成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划分出小业主、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职员、高级职员等。他们各有各的人生前途。有些人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一辈子只能做普通劳动者。在当官的人中分成严格的等级，而且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连和尚都有处级、科级之分。地位的分化不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人死后还有等级的区别。在八宝山的公墓里，骨灰的存放严格分成省部级、司局级、一般级。这种地位的不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也不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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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人和人不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老百姓的头脑中，而且不仅仅封闭保守的农民有这种思想，连知识分子也一样，甚至连高级知识分子也难免。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地震后山东省文联主席王兆山填了一首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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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难避死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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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唤，总理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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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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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亿人共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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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做鬼，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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