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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额贷款需要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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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低利润的小额贷款能不能商业化？或者说能不能赚钱？金融业的一般规律是高风险高利润；而小额贷款却是高风险低利润。这样的业务能不能商业化？其答案全看管理水平。如果管理良好，商业化是可能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看款源从何而来。如果运作资金都是商业借款，资金成本就要5％~6％，商业化就比较难。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扶贫专项优惠贷款，利息率只有3％左右，商业化就更容易一些。由于小额贷款的特殊性，它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小，而受局部环境的影响比较大。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许多大银行都陷入困境，但是小额贷款银行却非常稳定，还成为金融复苏的生力军。但是局部的旱灾、水灾等，会导致大量欠款还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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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扶贫，为什么还要商业化？作为慈善事业的扶贫，只能有少量人士参与，它成不了正规的金融业。要使小额贷款成为农村金融的一个角色，必须能够商业化，能够吸引大批资金进入，所以商业化是必需的。我们这个社会对盈利事业有些误解，认为赚钱就不是好事；做好事必须赔钱。慈善事业是损己利人，所以是好事。没有看到最好的事是利己利人。商业化的事正是利己利人。不但别人受益，而且自己能够赚钱。经济建设是靠利人利己的商业活动得以成功的，不是靠做慈善事业成功的。我们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开始以慈善的面貌出现，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现在逐渐改变成为商业，还算比较顺利。如果一开始就是商业化，赚农民的高利贷，老早就被枪毙了。至今有不少运行很成功的民间借贷，不敢公开，还在地下运作。希望政策能够改变看法，让这些民间金融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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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小额贷款机构需要独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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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国统计在案的小额贷款有110个，没有记录的可能还有200多个。这些小额贷款中，90％以上都不能持续运行，要靠外面不断注入资金。小额贷款机构和其他企业一样，都需要独立经营，需要法律的保护，包括所有权、交换的合同。但小额贷款又跟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它是一个直接经营钱的行业，所以想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会以各种理由参与进来。当前小额贷款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的经营主体，能够得到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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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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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可不可以吸收存款？至今的回答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不让吸收存款，它就不是一个金融机构，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金融机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特点就是经营别人的钱。如果只是经营自己的钱，就不是金融，而是一般的企业。然而，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农村的衰败，农村大量的资金被调动到别处去用。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农村金融，也就是要调动大家的钱，留在农村运用。如果小额贷款只贷不存，就不能起到农村金融应有的作用。可是，当今社会信用不良，大规模开放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的确有相当的风险（但也只是局部的，不可能波及大范围），所以暂时做这样的规定未尝不可。不过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否则农村金融问题将依然如故。有一个变通办法，就是让小额贷款机构，以小比例抵押向国家大银行整笔借款，作为运作资金。这样可以避免和国家金融机构争夺存款，同时又能够调动别人的钱来运作。不过这样做风险同样存在。风险和金融业是相连的。天下不存在无风险的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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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小额贷款机构应更多地吸纳私人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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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大多数小额贷款机构是国际组织或政府主办，其所有权本来就不够明确。到底谁对这笔钱负责，亏损时经营者承担什么责任，盈利时又如何奖励，都没有明确规定。特别是被委托的代理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权限，能够独立负责地作决定，并承担责任。如果别人可以横加干涉，代理人就无法独立负责任。对代理人的监督更是难以实施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监督问题就不存在了，所有权的问题可以比较彻底地得到解决。中央的政策也放宽了对所有权的限制，规定各种所有制的资金都可以进入农村金融，不过具体办法还没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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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国的私人小额贷款公司已像雨后春笋般，有了很快的发展。全国已经有1940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到2010年6月末为止），进入的私人资本估计有1300亿元以上，但是它们下一步的发展道路，还是不明确。让它们吸收存款？估计很难。怕这些公司卷款逃跑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大的顾虑是和国家大银行竞争存款。存款业务是国家大银行的生命线。如果存款分流去了私人银行，对国家大银行来说无疑是一大风险。按照孟加拉尤努斯的经验，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吸收存款，但是他们的国情和我们不同，吸收存款也未必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近来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寻找出一条新路，就是利用国家大银行的资金转贷给小额贷款公司。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创举。我国的大银行不善于发放贷款，但是长于吸收存款。百姓对把钱存进大银行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有国家作担保。但是大银行放贷往往出现许多问题，造成巨额坏账。现在有了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善于发放贷款。二者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是一种合乎国情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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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转贷资金仍然受国家规定的限制。根据银监会2008年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个50％的根据从何而来，没有人知道。我猜想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根据，大概是几个人商量出来的。他们没有办法证明60％就不如50％好，或40％也不比50％差。其实经济学是有办法给出最优数值的证明的。这里要用到边际分析法。它的道理很简单，在某一个数值上增加一小点看看利弊相抵之后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比如在50％之上增加一个百分点，利弊抵消之后是否有剩余。如果好处大于坏处，说明增加一个百分点是对的。如此继续改进，一直到在边际上增加一点的得失相等时，我们到达了最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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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转贷比的好处是什么？是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获得生产所需的资本，还能降低农村高利贷的利息率，全面减少农民获取资金的成本负担。增加转贷比的坏处是什么？是增加了贷出资金的大银行的风险。转贷比过高，超出公司自有资金太多，就会增加金融风险。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处和坏处的基本点。在现有的规定限度下，从50％增加到51％，显然是利大于弊。因为一般运行中的小额贷款公司绝不至于把自有资金蚀掉一半，或放贷的还款率低于一半。可以说增加转贷比的风险是没有的，因此增加转贷比是完全合理的。转贷比增加到什么程度才达到得失相当？这要看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情况。就一般正常的公司运作而言，转贷比达到十倍还是安全的。作为一个统一的规定，宜低不宜高。转贷比在五倍的情况下可保证绝大部分转贷资金的安全。这也是国外转贷比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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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现在对转贷比的规定实在是没有多大根据的。这样的规定极不利于为数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这个最优比的问题值得银监会专门做一个研究。因为它事关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前途，也关系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前途。绝不可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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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这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原来的传统思想不断被冲击，被刷新。而固守传统思想的经常是同一批人。改革者不断冒着挨批挨整的风险，固守传统的人却坐享其成。20世纪8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90年代关于经济民营化之争，21世纪初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争，都是改革者突破层层障碍，冒着巨大风险的环境下取得的。这对正确处理农村金融有重要启示。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对民间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弃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充分利用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淘汰过时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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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第三章］ 富人如何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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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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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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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容忽视。要改变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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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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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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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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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9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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