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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千年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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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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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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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里想指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三者的区别，并且讨论这个区别何以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认识，戳穿许多谎言，识破许多欺骗。能够避免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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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什么是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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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半时间是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起义，或者向外征战，搞得哀鸿遍野。能有几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可以说，人民的首要利益就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得到保障，不被逮捕，不被关押，不被横征暴敛；只要不侵犯别人就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有冤情能够申诉，不会被拒绝，并得到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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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祖国是不是人民的利益？建设祖国当然是国家利益。它是不是等同于人民利益呢？一般而言，这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发生冲突，应该以上面讲到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为优先。换句话讲，不可以借口国家建设而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利益。我们常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比如为了建设水库要求当地百姓移民迁走，这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为多数人的利益作牺牲。迁移搬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给必要而且足够的补偿，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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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权是人民利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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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人的基本权利（人权）是人人都能够同样享受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作出牺牲。所谓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不被他人侵犯。也可以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侵犯别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有了保证。这不需要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成本。人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被侵犯，因为有些人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约，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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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曾经用建设祖国的口号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逐渐得到保护，侵犯权利的事情减少，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缺陷，没有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有侵犯百姓权利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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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起码的事实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于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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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利益可能对人民利益造成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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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难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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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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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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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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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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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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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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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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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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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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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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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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