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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百姓而言是非常强大的。无论什么原因，政府要处死一个人，要他的命，他是毫无反抗能力的。那些被处死的人，不论他有多大力气，多强的气概，到了刑场上只有等死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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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唯一的一次，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他会选择死亡吗？如果死了的人还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希望能够复活。他们有对生活的期望，对幸福的憧憬，有父母妻女的爱。死亡绝不会是他们的自愿选择。他们之所以送死，是因为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是谁剥夺了这个最珍贵的选择权？没有别人，只有政府能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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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犯了死罪，或杀人，或绑票，或贪污，或强奸，这些人被执行死刑，一般而言大家没有太多的意见。因为百姓希望安居乐业，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政府有责任维护治安，保护每个百姓的生命财产。用死刑警告那些可能犯罪的人，有其理由。这时候政府应该向百姓公布每年处死的人数、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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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废除了死刑，即使还没有完全废除，真正执行的死刑也越来越少。一个死刑犯被判了死刑，要等许多年才可能被执行，有许多一直等到自然死亡也没有执行。这是因为，死刑完全没有教育意义。就算死刑犯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机会改正了。死刑也有报复的目的。但是现代社会极不鼓励报复。社会要和谐，就要讲究宽容。冤冤相报，永无宁日。死刑也用于威慑。可能犯罪的人，想到死刑的后果，可能停止犯罪。但是近来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警告的作用。死刑对减少犯罪并没有明显的效果，有时候为了杀人灭口，避免自己被判死刑反而增加了犯罪。所以总的趋势是，处死一个人的理由越来越被怀疑，死刑越来越难以通过。最后很可能是每个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机构都无权处死人。人民的生命得到最完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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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被政府处死的人不计其数。恐怕只有极少数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百姓的安全而处死的。绝大多数是别的原因。最多的死亡恐怕是战争。一次死亡上万、几十万都不算稀奇。战争是不是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很难说。朝鲜、韩国“天安号事件”，双方剑拔弩张，虎视眈眈，又是为了哪一个百姓的安全？如果事情闹大了，打起来，死的还都是普通老百姓。双方百姓还都以为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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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代，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它对待百姓生命的态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生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说自己是完全为人民的，是人民利益至上的。考核这一点很困难，人均GDP、平均寿命、平均教育年限都用来说明一个政府的成绩。但是我认为这一切都没有保护百姓生命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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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百姓的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这是我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政权应该爱护自己的百姓，没有任何理由让老百姓横死。战争死的不光是自己国家的人，还有对方国家的人。日本人侵略中国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笔账只能算在日本政府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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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政府，因为政府能够保护他们的生命，免受强盗小偷的侵犯，也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提供。但是人民绝不会要一个政府来侵犯自己的生命权。可是一旦一个强势的政府出现，就由不得老百姓做主了，百姓只有听喝的份儿，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爱惜你的生命还是漠视你的生命，你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比较当今世界各国，有的政府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做得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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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以来统治阶级所培养的国家理论，其最大的特点是颠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了人民之上。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实际上就是把统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老百姓为他们服务，甚至于为他们卖命，为他们牺牲。这个理论教育百姓，要为国牺牲，精忠报国，宁死不屈，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怕牺牲，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等等。而从来不说国家为了百姓的利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牺牲。比如牺牲一点国家的尊严，让百姓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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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是绝对的弱者，丝毫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财产。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有求于百姓的就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会用各种方法，说服动员，抓壮丁，欺骗，许诺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或者封官许愿，把百姓中的领头人变成自己的合伙人，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还教育百姓，对敌人要狠，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投降。统治者编写各种故事，其目的无非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从来不检讨过去对穷苦百姓的承诺是否兑了现，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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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在视百姓如草芥的统治者心目中，百姓的生命是无所谓的。他们永远不会说，打仗时如果胜利无望是可以投降的，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也是可以投降的。总之，统治者的心中是没有百姓的利益的。他们颠倒了国家和百姓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为什么会有国家的最基本道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冲绳岛失守，在败退的过程中强迫老百姓跳海自杀，无一幸免。至今还有人对此表示无限的敬仰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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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把战争分成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应该说这样分类是有道理的。日本人侵略中国，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是非正义的战争。中国人民抗战是正义的战争。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非正义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是正义的战争。百姓愿意参加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不反对，百姓要变成亡国奴，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所以为了不做亡国奴，哪怕牺牲生命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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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个变化中如何评价各国的成败，拿什么指标来测量，变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试图提出一个数量指标，即在某个时间段中，百姓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政府的缘故导致死亡的人数。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除了个别极端恶劣的例子，近百年来各国在百姓的生命和自由方面都有或大或小的进步。中国的进步算是很快的，但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中国政府和百姓要认清目标，共同努力，彻底改善这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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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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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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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10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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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变化中可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就是因为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在脱贫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变化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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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和后30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100年里中国人活在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启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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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近3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30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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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这种悲惨的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状况，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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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20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是下降的。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经济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就是赚钱的30年，也是财富创造的30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大多数城市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30年前谁也没有想到的，连做梦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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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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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公平的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20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为了积累工业化的投资资本而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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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还有10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化的起点非常低，人们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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