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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亩耕地只是一个数量指标，没有涉及质量。一亩良田可以抵三四亩贫瘠田。只管一个数量有什么用？现在就发生所谓“异地置换”的问题。在城市边缘占用一块良田，同时在远处别的地方开垦一块面积相同的贫瘠土地。在数量上耕地没有减少，但是生产能力减少了。反之，如果我们加强土地的养护，把更多的耕地改造成为良田，较少的地也能顶原来的18亿亩。可见数量不是唯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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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良田可以替代瘦田，所有的资源，土地、石油、淡水等，都具有可替代性。比如用良好的灌溉，就可以替代一部分土地，使产量保持不变。反过来，如果耕地有余而水比较缺，也可以用土地替代水。所以说，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比例，也不存在任何固定的不可逾越的红线。设置一个红线，就断绝了替代的机会，经济不能朝更合理使用资源的方向调整，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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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例，没有红线，是不是资源的用量可以随便变来变去？不是的，什么资源要用多少，是由市场决定的。稀缺的资源会涨价，于是其他资源就会代替它。避免使用稀缺的资源，用较丰富的资源代替较稀缺的资源，使总成本降低，这就是市场规律。它是由企业和个体自动完成的，不需要外界的力量。用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不存在以权谋私的机会。而靠行政力量，硬性规定一条红线，就有可能在审批中发生以权谋私的腐败。我国过去发生的土地腐败案件有一部分就跟设置红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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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都设有耕地保护的机构，对土地适当管理。土地不能完全像其他资源那样自由买卖。其原因是耕地一旦变成了非耕地就不大可能再变回来（其实也未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北京市的大中小学校的操场全都种了粮食），或者说，一旦多用了土地就很难再减少。耕地转换几乎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只能朝减少的方向发展，所以要专门保护。但是也没有规定不可逾越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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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种资源规定一个红线，用行政的方法使用各种资源，不相信市场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其实，如果我们反思现在每年生产的各种商品的产量，从钢铁混凝土到鞋帽方便面，以及生产它们所用的资源量，人力、资金、淡水、土地等的投入，都不是事前计算好的，而是市场在引导人们的决策。企业按照市场的需要，按照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以降低成本为目标，决定技术工艺路线、营销方案等，从而决定各种资源的用量。各个企业决策的加总，形成全国的资源配置状况。这里面没有任何一样是按照事前计算的计划决定的。不但现在市场经济如此，过去搞计划经济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完成计划目标。好在人是健忘的，下次做计划的时候从来也不回顾上次的计划执行得如何。如果每次都认真总结经验，计划经济老早就被放弃了。计划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市场的配置，造成经济的巨大混乱，最后搞得连饭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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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我们每天的粮食安全是靠什么保证的？只要超市开门，农贸市场不被驱赶，我们总能买到粮食。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没有了18亿亩红线，超市开门也可能没有粮食可买。但是超市供应的商品不仅仅是粮食，从家电到衣服，从食物到文具，不下几千种。难道每种商品都有一条红线在保证生产和供应吗？显然没有。“红线才能保证供应”完全是我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人类是最不善于总结经验的动物。明明经济从来没有按照计划运行过，可是人们还相信计划经济，相信计划配置资源，包括应该用多少土地。这真是可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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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计划经济的想法并没有真正被放弃。它永远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想法。的确，市场是有盲目性的，它有许多缺点，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毛病更少的运行方法，因而只能在市场上加以管理，减少它的毛病。不论从理论上或从实际经验上，都证明了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但是它永远具有吸引力。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对它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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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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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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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以为比较确切的定义是“通过改进资源配置，寻求社会的致富”。首先经济学是研究致富之道的，但不是个人的致富，而是社会的致富。这里的社会可以指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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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种办法可以使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致富，但是以其他人变穷为代价，这不是经济学的目标。除非富的量超过了穷的量，而且这种办法可以平等地应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的全局，研究得和失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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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济学不研究通过改进技术的致富，只研究如何改进资源的配置来致富。人力、土地、资金、电力等一切资源都有多种用途，如何改进其分配，使浪费减少，人们得到的满足为极大，这是经济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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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认为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就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现在懂得了并不存在这种比例，寻求这种比例是枉然的。正确的提法是，对每一份可以分配的资源，应懂得如何从多种用途中作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比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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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从上述的定义来衡量经济学的主要成就，是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直观结论。这一成就确实是伟大的，因为它和一般常识所相信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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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相信，要实现社会的富裕，必须让每个社会成员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都认为私是万恶之源，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社会必定是四分五裂的，何谈富裕。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的结论，也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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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近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几十倍地超过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成就。当今我们享受的一切物质文明，都是为个人私利所驱动而获得的成果，我们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更切身的体会。我们曾经提倡无私为公，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结果却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倒是允许更多个人自由，发展自由交易的十几年来，人民生活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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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加上现代经济理论的严密论证，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即推行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企业从公有转成民营，可以使社会更快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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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中国和苏联，走上了计划经济和全面公有制的道路。现在除了少数个别的国家，全都觉悟到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确实，统观当今人民富裕的国家，不论大国小国，全都是市场经济。在那里价格可以在市场上形成，进而引导资源的配置。相反，所有穷国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那里价格不能反映供求，而且大量资源的配置由政府或垄断集团决定。经济学应该指出这些穷国如何才能走上市场经济。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并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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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的经济学界才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一领域里来。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重新被认识，诺贝尔奖授给了这些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依照这些理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市场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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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交易无非是所有权之交换。如果所有权尚不明确，何来交换？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花费了漫长时间才认识清楚。然而产权明晰并不是发展市场的充分条件，它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以俄罗斯为例，那里已实现了彻底的私有化，产权已经明确，可是市场并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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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交换使双方获利的条件，不难发现，平等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的选择权利，是交换能使双方同时获利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内人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就范，交换就可能只使一方获利而使另一方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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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为例，它是一个有发达交换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可是市场经济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但低种姓的百姓仍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和富人一样平等谈判和签约的权利。类似的问题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那里的市场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制度，富人靠着特权越来越富，穷人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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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我国目前的市场，虽然我国人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有许多具体做法使得市场并不是平等自由的。例如，许多企业招工只限本地户口，事实上把农民排除在公平竞争的交易之外。有许多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不准别人进入。前些年，几乎一切党政机关都在办公司，他们利用行政上的特殊地位或权力来做生意，使公平竞争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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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交换就变得仅对一方有利。有权有势的人把持了市场，市场制度就被断送了。许多人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但建立完善市场的根本性障碍何在，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产权的明晰，而未注意到市场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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