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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交易无非是所有权之交换。如果所有权尚不明确,何来交换?可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花费了漫长时间才认识清楚。然而产权明晰并不是发展市场的充分条件,它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以俄罗斯为例,那里已实现了彻底的私有化,产权已经明确,可是市场并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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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交换使双方获利的条件,不难发现,平等地位的讨价还价,自由的选择权利,是交换能使双方同时获利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内人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就范,交换就可能只使一方获利而使另一方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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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为例,它是一个有发达交换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可是市场经济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但低种姓的百姓仍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和富人一样平等谈判和签约的权利。类似的问题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那里的市场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制度,富人靠着特权越来越富,穷人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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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我国目前的市场,虽然我国人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有许多具体做法使得市场并不是平等自由的。例如,许多企业招工只限本地户口,事实上把农民排除在公平竞争的交易之外。有许多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不准别人进入。前些年,几乎一切党政机关都在办公司,他们利用行政上的特殊地位或权力来做生意,使公平竞争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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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交换就变得仅对一方有利。有权有势的人把持了市场,市场制度就被断送了。许多人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但建立完善市场的根本性障碍何在,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产权的明晰,而未注意到市场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即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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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利益集团。大企业向政界人物游说甚至行贿,企图取得各种隐蔽的特权。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极明确地认识到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是市场的基本条件,上有法律在威慑,下有舆论的监督。特权集团不得不收敛小心。世界上并无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但不同的制度相比较确有优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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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将向什么方向演变?能不能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做一些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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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推测是,资源的稀缺将长期存在下去。有人认为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完全克服稀缺性,从而实现“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但经济学认为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是永远稀缺的。尤其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很快,人口还在增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消耗殆尽,或者其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相应的价格则越来越高。甚至诸如粮食和淡水这类可再生资源也面临着日益稀缺的严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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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推测是,缓解资源稀缺的问题固然要依靠科学技术,但必须在一个正确价格系统的背景之下来运作。经济学就是和资源稀缺作斗争的学问。它提出的方法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经济学证明了均衡价格系统可以引导资源的最佳利用。所以价格是不可缺的。一项新的科技发明能否缓解资源稀缺问题,要看它放到市场中去能否商业化,或能否赚钱。如果新发明要赔钱才能应用,说明这种发明增大了稀缺性。所以第一、第二个推测的结论是为了克服稀缺性,价格必须长期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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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推测是,均衡价格只有在供需双方各自出自关心自己利益的立场上,通过竞争才能产生。因而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率的均衡价格。在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下,买方和卖方都是人民,缺乏了利益的对立,产生不出真正的均衡价格。这一点已为我国30年全民所有和计划经济的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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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推测是,根据普遍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人们物质享受的不断扩大和满足,通过交换所获得的物质享受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人们将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不能通过交换的满足,如健康、寿命、友谊、环境、求知、创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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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点推测是,经济学需要发展出提高消费效率的制度原则。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只研究到生产出最终产品为止的这段过程,产品卖出去了,实现了它的价值,也就走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所谓资源配置效率,只指生产的效率,消费的浪费从来不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范围内。如果经济学不过问消费的效率,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迟早会对人类施以报复。第四点中谈到了人类追求目标的升华,但这样的制度保证和机制设计需要我们动用极大的智慧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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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推测也许会在今后200年、300年、400年之内逐渐出现。但我绝不认为“一万年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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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第八章] 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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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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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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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年、1990年、2000年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是与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减少相配合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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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的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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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它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4-2-1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上面面对一双父母,这对父母又各自面对上面的一双祖父母。当孩子长大成人时,由于人口的寿命延长,祖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年龄可能是60到80岁。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二三十年中,需要生活,需要医疗,这些负担统统要由唯一的第三代承担。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红利,而是一笔借债。由于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为“人口红利”,产生了广泛的误解。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应该迫切地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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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小学生人数是1.5亿,现在降低到1亿,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一半。可见年轻人占人口中的比例收缩得非常显著,他们长大后将表现为劳动力的不足。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地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1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下降。像日本、中国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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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20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为17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虽然现在的总人口数比30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在不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600万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长率计,30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到2021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的增加值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请看下面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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