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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领导在离任之前喜欢提拔秘书。”中央党校教授林认为这是我国用人制度上的一种“潜规则”,是最易出问题的环节。同时,提拔秘书不走其将任职单位或部门的选聘程序而“空降”,也是“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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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边腐边升拷问“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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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专家看来,经过多年培养和锻炼,有些秘书确实具备领导能力,被正常提拔也无可厚非。但由于上述选人用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也使一些缺乏领导素质或带“病”的秘书被提拔重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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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案例要数“上海第一秘”秦裕。2006年7月6日,秦裕“空降”调任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7月13日任宝山区代理区长,7月25日正式就任宝山区区长,8月24日接受审查被免去宝山区长职务,秦裕在区长位子上前后正好一个月,被舆论称为“一个月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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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在此前的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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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裕身为市领导秘书,收受贿赂如此之巨,长达十年的时间得不到查处和制止,而且能带“病”一路升迁。这位曾经的“上海第一秘”,其带“病”提拔之路,正是以往秘书提拔路径弊端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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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问题,要求他选用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干部当秘书,但陈良宇并不理会。2007年7月26日,中纪委负责人就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答记者问时表示,陈良宇的主要违纪问题包括“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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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当年提拔李真当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常委中就不只一人明确表示反对。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还是一意孤行地提拔李真。当中纪委把群众反映李真严重问题的信件转来时,程维高不仅不查,反而非常生气,认为是反映问题的人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并两次亲自给中纪委写信,信誓旦旦地担保李真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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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案例分析,有些领导已将秘书当成了自己的工具和“奴才”,而实际上,其关系也并非工作关系那么单纯,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主仆”关系,有的甚至成了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腐败共同体——在披露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中,就“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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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几年领导秘书,升得飞快,这种现象应该得到抑止。”还在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羊子林就建议,应出台相关规定,限制过快提拔领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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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领导干部秘书提拔任免的问题比较特殊,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秘书被提拔的概率很高,很多人当了秘书以后就可以当领导,而实践证明这些由秘书升为领导的人不一定都行,这也就是加强起跑线规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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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提拔”问题引发高层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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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高层的信息表明,中央已认识到领导秘书提拔问题的严峻性,同时也陆续出台一些相关规定,给任意擅权的领导加上一道“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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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指出,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八种情形之一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其中特别提到“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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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文件还强调,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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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规定:“领导干部的近亲属、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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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上述规定对于完善秘书选任程序、加强对秘书选任工作的监督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规定会对领导擅权提拔秘书有所抑制,但由于规定的内容还不够具体,操作难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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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用人失察失误’的追究问责,仅仅只是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胡蕾律师对记者说,“关键还是要从源头上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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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审查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一下领导干部的手脚,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也缺乏可操作性,效果并不会好。”李成言说,“因为领导还有很多办法来规避上级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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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提拔秘书,即使让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审查,上级部门对下面情况不了解,也不清楚这个秘书是否具备相应的德才。”李成言认为,“更何况,领导经常与上级部门打交道,提出的要求,上级一般也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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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秘书“职业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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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目前要规范秘书选拔任用,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领导调研、会议、讲话和生活安排等各种规范管理制度,严惩领导干部违规配置秘书,尤其重点解决好市、县级领导干部配备秘书过多过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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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把好领导秘书的准入“门槛”。“秘书选拔任用不仅要征求上级意见,更要征求公众意见。因为,公众对于公布的信息会刨根问底,真正发现拟提拔秘书是否具备领导素质。”黄小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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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信息公开营造公众监督压力之外,还需从制度建设着力。”黄小勇指出,“特别要合理配置人事权力,可考虑提名权(或推荐权)与考察评价权、决定权适当分离,提名者(推荐者)不参与考察评价环节和决定环节、决定者不参加提名和考察环节、考察者不参与提名推荐环节和决定环节,使人事任免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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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勇认为,应将秘书工作经历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资格条件之一,避免采取全盘否定的做法。胡仙芝也提醒:“不能因为当秘书而获得优先提拔,也不能因为当秘书而受到歧视,不能提拔,这两种情况都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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