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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看，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未到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随着干部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因年龄、身体、领导职数、岗位需求等因素，提前转任待遇相当的非领导职务。在这里，“转非”被视为一种照顾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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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转非”领导干部来源比较复杂，除原机关领导干部外，还有军转干部，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值得警惕的是，这两年来，“转非”也成了一些“问题官员”的神秘去向。据报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朱巨龙、孙承骞虽被免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职务，但却转为非领导职务，仍享受与副厅长同级别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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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对非领导职务的职数设置作了严格的比例限额。比如，省辖市（行署、州、盟、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机关设置的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职数，不得超过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1/3，其中调研员不得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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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干部太多，实职官位太少，加上“转非”承担了一些难以言表的功能，所以为了权衡关系，以至在岗位的设置上，很多地方不得不突破规定的比例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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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实质上的人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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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领域改革取得很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和任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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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职务可转任非领导职务，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领导职数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那些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职级待遇。”李成言认为，“实施任期制，来自领导干部的阻力不小，‘转非’就成了领导干部退居二线的平稳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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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领导干部“转非”情况看，一般是厅级干部58岁“转非”、处级干部50岁出头“改非”、科级干部40多岁“转非”。这意味着，公务员在一定年龄还晋升不到相应级别，“转非”就成为必然选择。对领导干部“转非”持赞同态度的受访者认为，这有利于精简人员，可从根本上解决班子臃肿状况，有利于培养青年干部，加快新老交替步伐，增强各级班子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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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记者调查发现，在现行体制导向下，“转非”也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尽管领导职务干部“转非”，为推动干部年轻化打开突破口，有助于完善干部任期制的实施环境，但客观上也收窄了基层非领导职务干部的晋升空间，导致相当多基层非领导职务干部工作上没有盼头，得过且过，降低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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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少地方对“转非”领导干部的使用管理十分松散。比如，有些单位尽管给“转非”领导干部安排了工作，但没给予相应的工作条件；有的安排工作很少，分配任务很轻；有的甚至根本不安排工作、不分配任务，以至“转非”领导干部成了机关编内的“自由人”，权力小责任也小，但待遇比其他人员高，加剧机关人浮于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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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不少“转非”干部认为自己仍年富力强，希望能再继续承担一部分工作。其他干部针对“转非”领导干部人浮于事的状况，也普遍抱有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转非”领导干部可为他们分担更多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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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转非’干部是单位的老领导，不但资历深，而且架子也很大。”北京市某局一位负责人向记者抱怨，“正因如此，对‘转非’领导干部不太好管理，有的‘转非’领导干部失落感很强，对工作丧失热情，有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单位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不好太多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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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的机关干部坦言，相当一部分“转非”领导干部，虽工作经验丰富，业务技能娴熟，“转非”后却派不上用场，造成人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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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反映，“转非”也使一些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过早退出领导班子，而一些年轻干部刚进入领导班子，工作经验不足，一时难适应工作需要，削弱了领导班子的整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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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官本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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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访专家认为，“转非”还是一种“官本位”的制度设计思路，即借机让他们流连于官场，享受官员福利和待遇，保持一种心理平衡。这种“转非”折射出“官本位”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仍有较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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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没有把发挥‘转非’领导干部的作用视为必要，从而作出合理的工作安排，导致大量‘转非’领导干部享受着高待遇，却没做与待遇相称的工作。”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认为，“社会上对‘转非’领导干部仍存偏见，认为‘转非’领导干部光拿工资不做事，这使一些想做事的‘转非’领导干部心存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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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转非”领导干部本身也存在不少思想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实转虚”的领导失落感强，在工作中降低了标准，难以接受新的岗位和工作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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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在收入、医疗、车辆等方面，“转非”领导干部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政治待遇却往往被忽视，比如该参加的会议不通知，该传达的文件不传达，常常被闲置一边，不管不问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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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一些政治待遇上得不到落实，很多‘转非’领导干部从心理上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特别是一些较高级别的领导，对政治待遇更加敏感、更加看重。”中国社科院尹韵公研究员认为，“其深层原因是党内及社会生活中，仍存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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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么多的官员，闲着却能坐享社会财富，其成因肯定不在个人，而是体制使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告诉记者，“无论从社会和谐还是公正合理的角度看，都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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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转非’领导干部，从年龄、经验、身体、精力各方面来说，都足以承担相当的工作责任。”李成言认为，“‘转非’出现的人才浪费现象，不管从社会财富创造的角度，还是从福利分配来看，都是一种新生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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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引入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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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我国对转任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管理，应出台具体的管理措施，并引入科学有效的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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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领导干部改任非领导职务制度本身是有必要的，但由于不同程度地陷入‘官本位’及‘照顾至上’的误区，以至‘转非’成泛滥之势。”尹韵公认为，“要解决当前领导干部‘转非’中出现的问题，不仅要着力于制度改革，更要对‘官本位’意识及特权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特别要改变‘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用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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