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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的垂直管理部门，由于全靠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不便监督的情况下，各级“一把手”常处于监督的盲区，极易发生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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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垂直管理使权力得到高度集中，处在封闭状态，容易在垂直管理部门内部形成利益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垂直管理部门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往往一言九鼎，地方政府无法监督，上级主管部门又鞭长莫及，监督流于形式。所以有腐败也不易被发现，易形成‘一窝烂’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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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生在垂直管理部门的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甚至在一些地方已成了腐败“重灾区”。比如2003年，海南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招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接替马招德主持工作的省工商局原副局长郑先育、屯昌县工商局原局长吴岩等人，也因受贿行贿相继“落马”，这一系列案件涉及了海南全省8个市县的工商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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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郑筱萸刚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就启动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把审批权限上收到省一级。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没有钱，即使合格的企业也拿不到，企业为了生存，只能用钱进行交易。结果，相继发生了震惊社会的齐二药假药事件、欣弗劣药事件等。2007年7月10日，郑筱萸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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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部门积极争取实行垂直管理，不排除背后有利益驱动。”李成言认为，“因为部门垂直管理后，集行政管理、执法执纪、经济监督于一身，手中可拥有较大行政自由裁量权。若监督乏力的话，则更便于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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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垂直管理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有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08年10月29日，交通运输部垂直管理部门——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在涉嫌猥亵女童后，当女童父母向他交涉时，他却称：“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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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垂直管理部门经费由本系统上级供给。但记者在采访中有不少人反映，一些垂直部门不但从主管部门能得到经费，也从地方政府得到不少“财政支持”。因此，同在一个区域内工作，很多垂直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住房及福利等远高于当地非垂管部门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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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垂直管理部门从地方财政得到的经费，几乎与主管上级所拨经费持平，这些经费绝大多数用于发放干部职工奖金福利。”云南省某县的一位县级领导无奈地告诉记者，“这些垂直管理部门有特权，尽管在自己地盘上，但又管不了人家，为了搞好与他们的关系，每年总得从地方财政给他们拨点经费，也是为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配合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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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划分央地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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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访专家认为，垂直管理不是万全之计，要真正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的矛盾，理顺央地关系，治本之策还在于通过立法，合理划分央地之间的职责权限。“要彻底解决中央行政决策在地方的行政执行力问题，涉及行政体制的整体调整和权力重构，远不是几个领域的部门直辖所能完全解决的。”于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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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是为了提高控制力度而实行垂直管理，很可能在解决了一些旧问题的同时，又会制造一些更为棘手的新问题。”尹韵公认为，“央地关系，实际就是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关系。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充分权衡三个关系，即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的关系，并依法从中找到一个央地权力平衡点，使监督与效率之间达到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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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保证政令畅通，维护市场统一和国家整体利益。垂直管理并不是简单的机构和职能的划转收并，要真正实现上述体制设置目标，还需建立和完善很多配套制度，比如干部人事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经费来源和使用制度等，要防止出现‘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现象。”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接受记者采时指出，“解决央地关系难题的根本在于减少政府的权力，即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正确履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同时，还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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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和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就论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地方因地制宜，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宪法》第三条第四款也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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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法制化，是正确处理央地关系的有效手段。我国现行《宪法》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作了相应规定，但由于规定较为宽泛，且缺乏配套法律法规，因此操作性不强。”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对记者坦言，“应尽快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对央地关系，地方的权限等作出专门规定，同时建立健全主管部门纵向、地方政府横向的双向监督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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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者认为，地方人大对“一府两院”及其被选举任命人员，可采取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或罢免等严厉的措施进行监督。但对垂直管理部门，似乎缺乏这样刚性的监督措施，因为垂直管理部门领导人的任免，不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所以，还应进一步强化地方人大对垂直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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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前提下，才能走向科学管理的道路，并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稳定和均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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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宽纵行贿祸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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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的根源在于行贿者的行贿行为，应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实行同罚，从根源上消除受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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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0日下午，被称为“史上最牛房产局长”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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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周久耕既然犯了受贿罪锒铛入狱，此案中的行贿者是不是也受到了指控呢？据了解，此案中的行贿者均未被指控，理由是“因为他们不存在非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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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在我国反腐斗争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对行贿者的法律制裁，同对受贿者的惩罚一样重要。但在现实操作中，不少地方注重打击受贿犯罪，而行贿者总能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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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有受贿必然有行贿，放纵行贿者显示出反腐败工作存在严重的偏差。目前大多数行贿、受贿犯罪均是行贿者积极地实施行贿行为，从这一意义上看，受贿的根源在于行贿者的行贿行为，应对行贿罪与受贿罪实行同罚，从根源上消除受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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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行贿者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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