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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在“落马”官员迷信风水的背后，也往往是腐败与贪婪。因为害怕某些犯罪事实暴露，希望通过相信风水进而求得命运和神灵保佑。因为贪婪，所以总想着往上爬，总怕有一天失去自己的宝座，所以就不惜一切手段保住自己的权力，以至演出种种乌烟瘴气的迷信风水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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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理性破解官员“风水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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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可能还谈不上有多大的危害，而作为一种官员信仰，且利用职权，把它强行拖入公共生活领域，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有关专家认为，官员带头信奉风水，已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种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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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官员迷信风水有以下三方面危害。首先，公款看风水损害着党和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其次，公款私用，直接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请人看风水的官员，基本是花公家的银子，谋个人的祈求。风水生意越旺，公众利益的损失也会越多。第三，推波助澜，令风水之术火中添柴。官员频频现身风水场所，虽不排除个人喜好，但却容易起到某些“示范”作用。他们的这种痴迷，更有可能被“风水师”用来作为招揽生意的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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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于巫术，只要不违法，政府的态度还是比较容忍的。”中国公安大学情报学系王清淮教授认为，“但是现在风水问题比较严重，已经侵入了政界，部分官员开始迷信，甚至利用风水蛊惑群众闹事，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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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的‘科学性’毕竟没能得到社会公认，而在民间游走的一些江湖术士借着看风水之名，专事招摇撞骗、诈钱敛财之举，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李成言认为，“官员执掌的是社会公权，承担的是公共责任。因此，国家为这种职业打造更加严密、公开、透明的用人制度，使其接受更多理性阳光的审视，不仅是一种职业规范，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要求，理性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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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官员迷信风水的现象，如果只做道德评判，是远远不够的，应透过迷信迷雾，寻找制度根源。有关专家认为，消除这种现象的根本措施在于，从干部任用制度建设、思想教育和整个社会风气上下工夫。官员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信奉健康向上的东西；在干部任用上不能给有不良思想的人任何机会；加大思想教育，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这才是理性破解官员“风水情结”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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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官员问责亟待制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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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官员问责制还处在粗放型阶段，仅在技术上完善行政性问责还不够，关键要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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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曾经在谈及以往被审计机构出现的“屡查屡犯”现象时指出：“此类问题不是个案，带有一定的共性，是制度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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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义前任李金华曾因多次掀起“审计风暴”而名声大振。还在那时，“屡查屡犯”就是一个备受诟病的问题了。记者了解到，以往“审计风暴”过后，一些被查出问题的部门就曾“屡犯”，但这些部门的官员，多数却没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有的异地为官，甚至还被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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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问责中，类似的现象较为普遍。除了少数官员因重大事故被问责外，在决策上失误，或在作风、道德、纪律等方面违规被问责的官员很少，更多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至最终逃避了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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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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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价还价的“官员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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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5日12时46分，随着“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设计总投资3500余万元、高135米、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的“三峡明珠观光塔”轰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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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这座观光塔于2004年3月由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管委会投资兴建。直到工程在2005年4月17日被叫停，前期工程耗资1000万余元。按官方的公开解释，是因为工程不赚钱，所以也没有商家愿意接手。区里经过研究决定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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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花纳税人数千万元打造的形象工程，在瞬间灰飞烟灭，公众以为会有人担责。但两个月过去，公众并没有看到哪位官员站出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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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6日，“史上最牛官员别墅群”直接责任者熊传明，被河南省纪委监察厅和信阳市纪委监察局撤掉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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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熊传明得到的处分是“行政警告”。这被公众认为处理过于“轻描淡写”。在舆论的压力下，熊传明终于“落马”，也算是给民意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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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熊传明从行政警告到被撤职，是官民问责博弈的结果。”李成言对此评价道，“这样的官员问责，感觉像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政府好比卖方，公众好比买方。一旦官员出事激起民愤，为维护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政府一方会试探性问责官员，并希望公众能积极认账，公众接受则交易成功，如果不接受，再加大问责力度，直至公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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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我国缺乏刚性的问责制，对一些问题官员的问责，就很容易被公众舆论效应“绑架”，有时上级领导的批示拍板，也会使官员问责进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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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应始于“道义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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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从中央到地方问责制建设的进程。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对官员问责，还多限于发生重大事故，或是违规行为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才对当事官员启动问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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