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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络调查存在两大硬伤，一是不能覆盖全人口，网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二是搞不清被访者的真实背景特征，有些被访者男士乱填女士。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能分析，不好用。”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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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调查实际是一种计算机辅助的信函访问方式。”袁岳说，“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页面，被调查者可以轻松而不受拘束地完成调查。但网络调查的代表性以及虚拟匿名等局限性，也使这种调查方式的结果饱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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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民意调查为民众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民主监督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不论用何种调查手段，这种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都将会有力地促进民主意识，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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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取决于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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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政府获取民意，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反映的是个案，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调查，政府是被动了解的一方。”李炜认为，“民意调查最大优点，在于调查范围更广泛，调查方式更专业、调查手段更规范，结果更为准确全面，而且政府居于主动地位了解民意，对政府一些决策更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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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缺乏制度规定，民意调查结果在决策中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作风。”黄小勇认为，“不重视民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长期以来，某些决策者认为决策事务是专业性技术性事务，认为决策类似于在追求数学意义上的真解，无须考虑民意。然而，被决策者忽略的民意最终总要参与进来，并往往形成对决策的抵制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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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勇举例说，近几年发生的厦门PX化工项目的流产、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暂停、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搁浅，都是典型事例。他呼吁，决策者应抛弃对决策事务的传统工程技术观念，而应将决策事务看作是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必须听取和重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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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排除一些决策者因为民意调查结果与部门意图之间的冲突而罔顾民意，只有民意调查结果获得广泛的公共舆论支持，在社会压力之下才会对决策形成重大影响。”黄小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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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势所趋的是，“在民意型决策时代，政府的第一要务已经不是要解决决策者脑子里有没有民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民意如何进入决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充分综合各方利益，听取民意才能让公共决策效率得以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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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逐鹿”民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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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者的调查情况分析，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作为我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专门从事社情民意调查的单位，其信息资源、调查技术及专业人才，与其他类型的调查机构相比，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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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3日，吴士辉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已有28个省（区、市）统计局成立了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全国已拥有2000多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席位，形成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为主的民意调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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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不作商业调查。”吴士辉说，“主要业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受各级党委政府委托，对制定的政策法规、工作计划征集百姓意见和建议，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二是行政管理部门及执法部门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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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我国民意调查中，统计系统的民意调查机构已超过“半壁江山”。对此，吴士辉信心十足地说：“这种合作是双向的需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意的重视，民意调查必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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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公司的民意调查，占到民营调查机构业务量的80%。”袁岳说。事实上，零点经过多年打拼积累，在业务上已经步入良性循环，民意调查仅仅是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众多跨国公司、中国知名企业、中国政府部门、外国学术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均是零点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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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内比较活跃的民营调查机构还有美兰德。这家公司现在拥有全职员工近50名，已经在全国建立了覆盖城乡的调查网络，可同时调动数千名专业访问员开展调查活动，曾在全国300多个城市、800多个县开展过调查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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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德与国务院部委、北京市局委办和区县等多层次政府部门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民意调查方面的业务已占到50%左右。”周江说，“在这方面，我们将会继续扩大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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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及科研单位，通过民意调查在研究领域方面不断拓展延伸，以此促进科研教学，其中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比较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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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高校科研单位中的民意调查机构，主要还是服务于教学科研，不但项目宏大，而且调查周期很长，一般几个月，甚至几年，凭借其品牌美誉度高、人才资源集中、客观中立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我国民意调查领域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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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每次谈到媒体调查机构，多数受访者会提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这家调查机构隶属于中国青年报社，集民意调查、市场研究与媒体传播功能于一身。从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媒介和调查业内，颇具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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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些媒体也相继成立调查机构，其中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势头尤猛。“在激烈竞争的传媒格局中，各种新老媒体都在争夺市场份额。”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民意调查成为纸媒与其他媒体竞争的一个利器，且为纸媒带来了新卖点新价值，让纸媒再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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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挺进中国市场的外资调查机构中，近年来盖洛普最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设有3家分公司。“盖洛普1993年正式被批准进入中国，但主要定位是做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对于民意调查，盖洛普从不主动涉足，只有政府部门委托才做。”吴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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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涛还举例说，盖洛普受官方委托，曾于2001年2月做过北京申奥民意调查，2010年上海世博会民意支持率调查，等等。“盖洛普以后是否拓展民意调查方面的业务，态度比较谨慎，还有待观察市场发展和政策法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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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另一家外资调查机构AC尼尔森显得相对低调得多。2001年10月4日，AC尼尔森被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从事互联网数据调查。当时，AC尼尔森仅对外声称：“这是AC尼尔森在亚洲乃至全球业务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将可以用最容易理解的语言去拓展我们在中国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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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国不同所有制的民意调查机构活跃，折射民意信息逐步进入政府决策咨询程序。可以预测的是，随着我国民主进程化的进一步加快，在民意调查领域的争夺上，将会呈现出更激烈的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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