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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信息公开催生“公民本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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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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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北京、河南、上海、天津、内蒙、云南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震感。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影响数亿人的天灾，瞬间造成了数万名同胞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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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发生后20分钟左右，有关震情的权威发布便在官方网站出现。随后，政府有关部门又迅速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等各种渠道向社会发布震情公告，伤亡人数也在实时更新……透明和及时的权威信息披露，不但止住了可能蔓延的谣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众恐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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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地震，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铺天盖地。在我国，人们以前从未如此逼真地看到过一个灾难这么多的场景和细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此次地震的信息公布，堪称我国有史以来最快、最全面的一次，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可谓达到了极致。这在我国信息公开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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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切当在意料之中。2008年5月1日，我国一部备受瞩目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部于2007年4月颁布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这将使我国政府迈向一个信息公开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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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信息公开时代来临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立法层面，都需要做好进一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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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执政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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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的话题，总不经意地拨弄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公众期待条例的正式实施，能照亮我们这个社会更多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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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5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引爆了一起特别诉讼——因向县政府申请公开有关政府部门的调查材料遭到拒绝，汝城县人民政府便被他们告上了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了解，这是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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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第一次国家级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把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是政府执政理念转变的一个历史性突破。”北京有一位政府官员一口气读完条例全文后，不禁对记者感叹道，“这将彻底颠覆我们以往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简直就是一场执政理念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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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政府信息公开在全世界都是认同的，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对1975年以前的档案实行95%对外开放，俄罗斯的开放率80%至90%，而日本已经分13批对1979年以前的档案采取了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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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政府信息公开就在我国政府、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形成共识。从1998年作为立法研究课题立项，到2007年4月公布，再到2008年5月正式实施，条例走过了“十年破冰”的漫长历程，仅法律实施准备期就长达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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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漫长的立法进程，始终伴随着我国政府的变革和成长，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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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至今全国80%县级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门已建立了门户网站。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审计署等国家部委还在官方网站开设了信息公开的专栏。点击进入后，可看到这些部门信息公开的目录、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路径、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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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中央各部委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建立起来。另外，有些地方政府还纷纷在图书馆、档案馆、行政审批大厅等公共服务场所，专门配置了微机查询终端、电子显示屏、文件阅览室等设施，进一步方便公众查询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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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现代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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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公民权益、建设和谐社会和廉洁政府方面，信息公开的意义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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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大量信息，信息公开与否、公开的程度高低都对社会的进步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多年来，我国公众有了问题往往找不到诉求的渠道，致使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因信息不畅演化为误解，无形中加剧了社会的隐性矛盾。而条例实施，有助于保障公众权益，加速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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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不公开带给我们政府的惨痛教训不少，除在一些项目决策上暗箱操作造成腐败大案频发外，在“非典”灾难之初、松花江污染等突发公共事件中，一些部门官员认为公众知道的信息越多，越会引起社会恐慌，便千方百计遮盖事实，结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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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这些教训之后，每当禽流感疫情、药品中毒、食品安全、地震等危机发生，有关政府都会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传统媒体等各种渠道不间断地公布事实真相和事态进展，并向公众提供安全防范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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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在大灾大难中学会危机的有效处理，而坦诚的信息公开是基础，这不但可以让公众更加理性和沉着，也让政府得到民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为顺利化解危机打下基础。”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李先生向记者表示，“条例实施，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政府决策方面的失误，拉近了政府和民众的感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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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认为，以往滋生的官员渎职、滥用职权、政令不通等腐败现象，基本都是暗箱操作的产物。为此，政府信息公开能更好地预防腐败。“政府越垄断信息，秘密越多，那么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诸如高考成绩、气象预报等信息，往往被有关部门通过声讯台等渠道高价出售。这些权钱交易、欺诈失信等腐败现象，大都是暗箱操作所导致。根据条例，这些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免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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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期的是，条例实施后，我国政府将不断向开放型、服务型、民主型政府转型。同时，条例也必将唤起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激活、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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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乐观地预测，这种不可逆转的双向演进，终将会重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最终催生一个有限政府、公民本位的现代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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