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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大公共事件，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清查外，可进行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李成言建议，“在一些争议事件中，独立调查能够更好地摆脱各种利益掣肘，更专业、更客观地探究事实的真相，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强化了监督力度，并与政府调查形成相互制约又共同促进的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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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介绍，独立调查制度在国外源远流长。在很多国家，凡有轰动全国的重大公共事件，不仅是媒体，就是一些社会团体，也会在政府之外展开独立调查，并及时公布自己的调查结论。这些社会化的结论，对官方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除了尽快公布真相，其他无路可走。可以这么说，权利对权力的制衡，在这种无形的交锋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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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大公共事件构建独立调查制度，目的在于还事件以客观的真相，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弥合社会分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重大公共事件真相调查，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而独立调查还可为法院的公正判决提供真实、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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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对重大公共事件构建独立的调查制度，我国有些地方已经作出积极的探索。比如“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相关部门邀请政法界人士、媒体记者代表和网友代表参与调查，虽未能完全揭开事件真相，但这起由官方组织民间人士进行的独立调查，却极具破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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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案中，浦东区政府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还有中央、地方的媒体记者参加的独立调查组，迅速还原了事件真相，让“钓鱼”事实浮出水面，平息了事态的恶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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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独立调查组的效率之高，与浦东新区政府的独立调查组相比，更是值得称道，仅用一天就发现了真相，这些也为今后我国构建可能的独立调查制度，从实践层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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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调查”期待体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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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对重大公共事件是否应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独立调查，尚无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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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调查行动可由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有计划、有组织地独立完成，调查与收集材料，不受任何权力或利益因素的控制与干扰。”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可由相应级别的人大避开与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各单位，从社会各界中选择权威专业人士组成独立调查组，并授予调查权，及时将调查信息公之于众，以防止公权力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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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调查组的人员，可从中央或其他省市，调集相关的公安、纪检、检察等方面人士，同时让媒体记者，以及具备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代表联合组成，然后委任其中一位作为首席调查官。”杜立元还建议，“在事件调查过程中，事件的利害方不再具备对事件的阐释权和发布权，他们能做的，就是配合独立调查组的调查，进行举证，辩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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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虽然独立调查顺应民意，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并无法律依据。要解决根本问题，还要寄希望于人大启动监督程序，这样不但能降低政府公信力的损失，也可强化人大作为立法监督机关的权威，同时让独立调查有法可依。因为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具有重大事件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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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都是相对的，每个人在事件中，由于自己的立场不同，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中。”胡仙芝认为，“所以在挑选独立调查组人员时，对一些主要的责任者的关键联系人员要进行回避。此外，独立调查组的组成人员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代表专业的客观性，又要代表社会各界的声音，尤其要更加重视挑选普通群众利益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为提高独立调查结论的公信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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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还特别提醒，成立独立调查组是为了使调查结论能够更加逼近事件真相，但如果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不排除独立调查组会受事件利害方的影响，从而导致调查结论有失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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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受访者的上述担忧，胡仙芝建议：“独立调查制度要加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对自身的调查行为进行纪律规约，制定一些行业规程和禁忌，使调查行为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要坚持独立调查的中立客观的立场外，在调查过程中要保证调查活动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指使和利益影响，调查人员不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经济资助，不接受可能影响结论的吃请以及其他活动等，使独立调查结论真正做到客观，从而让社会公众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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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诚信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加强教育和法律规范上入手，进而使诚信机制建立起来。”齐善鸿认为，“专门组织起来的调查组未必就不会受到影响，这种临时性的项目制的组织，责任感也未必就一定会很强。调查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代表性、法律性和长效性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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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齐善鸿还建议：“在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体制安排的情况下，尤其要让参加独立调查组的人员明白，如果对调查结论造假，不但违背道德诚信，而且违法，从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自己做旁观者时，常常批评别人不诚信；等到自己成为责任者时，自己却又成为不诚信的主体。诚信社会的建设，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导行动上始终坚守诚信的信念时，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才可能建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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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正义是有配方的，这个配方，就是程序。只有政府、公众、新闻媒体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在透明的博弈中形成良性互动，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结论，才可能更加逼近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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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民间反腐的突破和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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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民间反腐有个制度化出口，才能把民间反腐力量更好地纳入到整个反腐资源配置的序列之中，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可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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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级官员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阳光”监督中，近年来不时可见我国民间反腐力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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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以陕西省“华南虎照造假事件”最终被揭穿为标志，我国民间反腐已从传统的举报、信访等方式，逐渐转变为以网络为平台进行反腐，并形成体制外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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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另一种视角看，这样的网络民间反腐，虽然有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等明显优势，但因在法律规范上存在诸多缺失，也遭致不少质疑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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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我国反腐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在整合官方反腐资源的同时，有效地规范、调动和发挥民间力量参与到反腐败行动中，使官方资源与民间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应成为有关部门深入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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